谢觉哉自传_虚阁网

谢觉哉自传

　　【《我的自传》，为谢觉哉1941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所作。毛泽东在《自传》上批示：“已看过。文如其人，信哉！”】

　　一八八三年清光绪十年，我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姓谢的家里。累代为农，近两三代，有了点地，可以不大劳作了，主要生活来源为剥夺佃农。有人读书了，但都没有读好。父亲读书不多，能看《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母亲是个善良的妇人，很穷，穷到有时不能举火。我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只有一个弟弟到四十多岁，是我亡命以后死的，其余都是年幼或青年死的。我分得遗产水田约三十亩。

　　原妻何敦秀年六十二岁，来信说尚键。

　　子三：长莲伯，务农；次子谷，过继了，中学毕业，在乡下教书；三放，初中毕业，一九三七年来延安，现做机要工作。

　　女三：群英、蔼英、冰茹，都已出嫁。

　　现在妻王定国，党员，三十岁，有小孩二人。

　　我生长的乡村很偏僻，清末年，才有所谓“举人”。我家对门姓岳的兄弟四人，二举二秀才，显赫一时。但我父亲不肯送我去从他们读书，理由是怕他们依仗师势吓唬人。因此我幼年从的私塾，不很高明。十一岁读完五经，没有东西给我读了，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册《昭明文选》，上面的字，先生不认得也懒得去查考，更说不教其内容了。八股文章早完篇了，也除了《小题正鹄》、《八铭塾钞》与集之类无他物。父亲收藏的小说，仅有《三国演义》、《说唐》、《今古奇观》、《粉妆楼》几种，案上摆有经书，抽屉内放着小说，有些大体能背诵了。这样就度过我的青春。

　　直到十七岁那年，三十里外的一位秀才李藕苏先生，在对门岳家设馆。李先生看过《资治通鉴》、《四史》、《方舆纪要》、《海国图志》、《日知录》等书，而岳家也有些藏书，我和兄弟两人在那里读了三年。同学有姜梦周同志（已牺牲）、王凌波同志。何叔衡同志虽不同塾，也常来玩。这在我是最宝贵的三年。

　　新的不知道，旧的也知道很少，因而不能有什么特殊的志愿。“宗族称孝焉，乡党称第焉”是必然应做的事。学学古文，也许可以成家，举人秀才可以伸手拿到，但决不愿做不好的官或绅。

　　十六岁母亲病故，我依违床褥，为她许了还南岳山的“饿香”。这是很古怪的迷信，甚么不吃走四百多里，烧了香才吃；母死后我还实行了若干次，直到我不信它了才罢休。后来我进学了，乡下人说是我行孝的回报。

　　十五岁应过一回“小试”——半夜挤进场，竹片毕剥毕剥地在头上飞舞，颈挂“卷袋”，书上自己名字；学台的样子没看清楚，接卷后被不知何人，后来知道叫“搜狗子”拖到黑角像搜小狗似的，然后一掌推入空荡荡的院子“考棚”。“荣”未得而先受辱，“不是父母在，决不再干这事。”那时幼小的心是这样想。

　　母死照例三年不能应试，二十岁那年又考了一回。二十一岁没有从先生了，三月应“县考”，五月应“府考”，七月应“道考”。县考列了一次“前十名”；府考四场都取“第一”，叫“府案首”。案首照例要“进”，这就使我成了中国科举最末一次的秀才。

　　人们的观念里：秀才举人是和豪劣顽固分子联系着的，其实不是做秀才举人的本人坏，而是秀才举人使他坏。第一，做了秀才举人似乎读书已有了归宿，不想再进；第二，社会上把他抬，他的地位高于一般人一等。我家祖上没中过秀才，我那“团”（等于现在的乡）从明到清没出过秀才。因此秀才是高贵的，加上风气不开，外面事不知道。这样耽误了我“鼎盛”的年华。充绅士带徒弟，有事就约我去，没甚味道。

　　大概到了二十七八吧，才进了一个从未讨厌的洋学堂——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这也是很奇怪的学校，百多学生，秀才占了半数。商业呢？谁也不是生意中人，但思想却起了大大变化。同时何叔衡同志也抛却塾师生活来住简易师范。我想我俩两个秀才，不为革命者打倒的对象，而自己变为革命者，算是人生幸事。而堕落的原因在于有点正义感，不满绅士们的形状——专制君主的科举，是有道理的，难怪现代统治者总想模拟他。

　　仗着一点子文字根底，当小学教员，当中等学校教员，教国文，历史，地理，在宁乡的云山学校教得最久。云山学校是前进的，一切新的思潮，云山总首先接受，梦周、凌波同志都做过那里的校长。官厅与绅士嫉视这个学校，称为“学匪”，称为“三无党”。云山学生参加革命的颇多，牺牲的也有好几位，现在此的只有甘泗淇同志。不论在哪个学校，对于学生思想上的领导，我常是主要的，或者重要的。但是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有确定。辛亥革命一两月后，我就直觉的感到不满，认为没有解决问题。五四运动除文字有点改革，对礼教敢于抨击，也没有解决问题。心里总是惶惶然。在国共初次合作国民党改组时，看到了几件国民党的宣传品，眼前突然出现光明：这才是办法。于是加入国民党秘密组织负担工作，直到北伐军到湖南，国民党公开，我做了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常委。

　　在当教员时，学生们出版地方刊物，我是秘密的写稿者，且写的很多。一九二零年主编《湖南通俗报》，出了一年，由几有份销到六七千份，成为中小学生最爱的读物。一九二一年，馆长何叔衡同志撤职，我又去教书。一九二五年由姜梦周、何叔衡同志介绍在长沙湘江学校加入党，仍做国民党宣传工作，编国民党秘密党报。大革命时当国民党机关报——《湖南民报》总编。那时很忙，事很多。每趁开会等人的时间写社论，《湖南民报》销到七八千份，为湖南自有报纸以来所未有。

　　“马日事变”前一晚，党通知我走，那时我一点情况不知道，而事变那日湖南党校正式开学，请了很多客，我是秘书长实际代理校长，我不能不去。果然事变的当晚在街上碰到乱兵，在一家小摊子里躲到天明混出城，在长沙东乡藏了一时期，七月秘密返长沙，天天听到杀人，十二月去汉口，翌年三月到上海，那时汉口机关破坏殆尽。

　　一九二八年冬到沈阳，一九二九年春返上海，都是参加党的宣传工作。在上海参加编上海日报，红旗报较久。一九三一年做宣传工作。一九三一年秋，派赴湘鄂西苏区。时大水，从上海坐船直到苏区政府的门前，没走一步旱路。苏区百分之九十八的地区淹掉了，敌人也淹走了，没有饭吃。初在省委当政治秘书长，后在省苏区编工农日报，兼文化副部长，最后调当党校教务长。时值肃反，人捕光了，校长、教员由我一人兼任。这时期的工作还是编《工农日报》，有石、油印两板，油印的比石印一样，一个人兼外勤、编辑、校队，也不怎样忙。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湖里被俘，几十个外籍同志，分乘十多只小船，躲在茭草里，敌人每天清湖。那时我想，逃路是没有的，不被俘，也要饿死，听说以前也被清过湖，叫做“砍乌龟”。已经是乌龟了，“谁来听之”。一天正在睡，忽四面草响，船上人一齐下水，说“清湖的人来了”。我也随着下水，一转念下水往哪走？于是把身上的水笔、表、字纸等丢光，等他来俘。原来那些兵是一字不识的，问我要枪，用桨板打了一顿，在袋里搜出剩下的一纸，见不是钞票，丢水了。被俘的头几天，脑子最清醒：第一，我看见了苏维埃一定要成功的，路没有走错。第二，同伴的一青年同志（萧志）自供是学生被绑，那位营长转而问我，我证实了他，有放的希望，我托他到上海转告组织。第三、计算他怎来提我去枪毙，准备还说几句怎样的话。后来知道这位营长是老好人，初以我颇重要，不肯早释；后来找我谈话，被我感动。由俘虏变成朋友。他说这次清湖，上面命令捉到人或杀或放或自由处理，他说不报告上面，上面不会知道的。这位营长（名字叫徐哲君，原系民团改编的，属潘善斋部）捉的人都没有杀（别营杀的颇多），同俘的人现存的有熊瑾汀同志夫妇，现为新华经理，前年曾志曾写信把我，是在湖南。

　　在营里住了二三个月，中央给我寄了路费来，我才走。那营里的人对我还好，他们有许多被红军俘过的。“胡子，你是红军来的，你们红军我到过，还好。”小兵们常这样说。“你们红军高明的顶高明，不高明的也顶不高明。”一位被俘过的军官很感慨的说。我呢，“俨如无罪囚，坐在无罪狱”，每天偷偷地作诗，吟成两首诗，一天时光就过去。从九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恰恰一百天，我又在黄埔码头上岸了。诗有一百多首，稿都失了。只记得最后一首如下，在上海上岸时写的：

　　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
　　黄埔翻寒浪，洪湖惜逝波。
　　热血漫天洒，愁云近地峨。（我在营里知道贺龙同志部队败到山里去了，鄂豫皖红军也败退，同时听到中苏区有反水的师长。）
　　此心忧耿耿，未忍鬓毛噃。

　　到上海找到关系，分给到全总工作。不久罗敦贤、廖承志被捕，幸叛徒不知我住此。四月底派我往中央苏区，五月达瑞京叶坪。初当中央政府秘书，后改秘书长，秘书也好，秘书长也好，反正从中央苏区直到西北办事处，总只有一个人。当秘书长没有多成绩，但在毛主席指导下，颇学到些东西，开始弄不好。毛主席说：“你要学！”怎样学？不知道，然久而久之，懂得些了。当秘书长时曾兼任总书记。

　　一九三四年随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没有东西吃，又患病，几乎死了，然而终于达到了陕北。

　　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在国民经济部做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后来做内务部长，做秘书长，做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席，事情不多，实际就是一个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离开政府工作，派为驻兰州代表。

　　一九三九年春回延，做中央党校副校长。

　　一九四零年春，正校长邓发同志来校，副校长事实也不需要，被派参加边区工作。十月边区党中央局成立，我为副书记，同时来政府做秘书长并任党团书记。

　　补说一点：大革命时，我虽然认识了党，准备以身殉党的事业，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点不知道。失败了，不知道怎样失败的。路没有错，要革命，革命定成功，是肯定的，怎么革法，就很模糊。一九二八年冬，在沈阳日本书店，见到一本列宁主义十二讲，如获至宝的买了，同时买一部日文字典来对着读。原来有这么一些道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过，列宁同志似早已预见了的。为什么这样的书，中国不见到一本？我把他译了上十万字，托一位通日文的同志校正，在上海佐野学的寓所失掉了。在苏维埃时我的理论水平没有多进步，最近几年才在党的领导下，懂得一些道理。因此我不能说我的参加革命是由于懂得革命理论或者阶级仇恨来的，而只能说是固有的正义感与道德观念支配我的人生。

　　我曾这样想，经历了许多患难而没有死，死去了无数同志，而我没有死。应该还做几年工作——打算十年才对，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已死的同志。这计算是前十年的，只要身体能支持的话。

　　我没有受过处分，不是说没有犯过错误。

　　我的学名维鋆，字焕南，别号觉斋（现写成哉），现年五十八岁。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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