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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运动杂评


  〔从六月到八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中国妇女运动,才是呱呱坠地时,我们原不能有所苛求,也不忍有所苛求。中国妇女运动又如夜半鸡声,虽然断续凄凉,沉沉如梦,却喜离光明总还不甚相远了!

  这次北京政变,就是素来不问政治的商人也曾通电痛斥万恶不赦的曹锟和猪仔议员,并且组织了一个民治委员会,想以民治运动解决时局。其余农工学各团体无一不切齿痛心于北洋军阀,无一不开会讨论时局。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表示,连篇累牍载满了新闻报纸。我身为女子,对于女子的活动不觉特别的关心,以为偌大问题,我妇女团体——各地女权运动会、女界联合会……总得有个表示。正值这个北京政变问题狂热的时候,我无日不把新闻报纸细细翻阅,翻遍了各报总不见我女界的消息!好容易等到六月三十日的报纸,才看见我女界的一个团体——上海女子参政协会于六月二十九日午后一时为时局问题开紧急委员会。议决办法四条:

  (一)电促北京议员南下;

  (二)电致议员夫人劝夫南下;

  (三)函各团体敦劝化除成见,一致共谋根本救国方法;

  (四)促各省速制省宪,以定国本而息纷争。

  七月十二日上海各报又载该参政会因政局日非,共管即将实现,经委员会议决组织北伐队,劝各团体统一救国。这些办法不管对不对,好不好,而在漠视大局的中国妇女团体里总算是空谷足音!

  女权运动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不独妇女应起来运动,即不是妇女而是一个酷爱人权酷爱民权的男子也应起来帮着运动。故女权运动的真意义,绝不是性的战争。女权沦落,社会已是半身不遂。妇女自起运动,谁敢道个不字?但若妇女心营目注的只一个“女权”,而于“国权”漠不关心,任洋人共管也好,军阀专横也好,是先已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腆颜以求女权,岂非天下大愚,可耻之尤!并且参政运动是女权运动的枢纽——至少也要办到参政,女权运动始有较圆满的意味。试问不了解政治的组织政治的现象,却如何参政?又怎样能参政?凶神恶煞的“文明列强”从鸦片之战直到现在的临案通牒,小题大做借端侵略非把中国连肉带皮鲸吞净尽不止!破坏民国蹂躏民权的北洋军阀,从袁世凯直到现在的吴佩孚、曹锟,那一个不是外赖“洋力”内赖“枪力”作威作福!试问不参加政治解决时局,洋人军阀的两层高压之下早把全体人民变成奴隶,还有什么女权不女权?所以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最近四川女权运动同盟会所发出的宣言很能了解这种意义,她说:

  “吾国历次祸乱,一面是北洋正统军阀叠来扰乱真正民主国家的中华民国之建设所激荡而成。一面是能推倒清朝封建制度的民党,而不急切以人民为基础,继续其未完之革命运动以谋铲除清朝封建余孽之根株,致有今日北洋正统军阀弄权,与外侮侵凌而无人照管诸事……我辈女子一面参与时局问题之解决,一面应无忘我们自身人格之解放运动,方能于智识上、法律上有男女真正平等的人格,方能尽我辈解决时局之继续责任。我们妇女谋救济附属地位与解放束缚的办法:一、男系独占制的教育运动;二、男系自私制的法律运动……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打倒北洋正统的封建军阀,是我辈解决时局的目标。男系独占制的教育运动,男系自私制的法律运动,是我辈自行解放附属地位的途径……”

  看上面的宣言,我们知道四川女权同盟会诸姊妹确是很能了解我国今日政治的组织政治的现象;并且寻着了解决时局解放本身的真道路,所以不犹豫地一肩而双挑。我敢大胆说:四川女权同盟会的宣言是中国妇女觉悟的声音!

  但还有几句过虑而且不祥的话奉赠四川姊妹,并且要请四川姊妹原谅!就是:各地女权运动同盟会的姊妹——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她于去年也曾发过好听的声音,但到现在却是石投于河连泡儿都不起了!我因此伤感,因此过虑,所以于几千里外殷殷勤勤地寄上一个虔诚的希望,希望四川姊妹“知行合一”做个好模样给北京姊妹看!

  报载成都通信云:“四川女界联合会,召集女子国民大会到者二万余人,讨论对付时局方针。省议员某君当众演说,谓女界开会徒托空谈。应照民国元年办法组织女子北伐军,实行出征,表示女界之能力与男界相等,始不为人轻视云。一般女子遂为激动。闻有女子多人在酱园公所集议办法,颇为踊跃。自行报名愿成军者,已达数百人……”

  这节新闻颇值得注意:

  第一、吾国妇女大多数向无团体观念,亦无团体要求。所以各地妇女除开劳动妇女外,从来很少有过四五百人的集合。各个妇女团体大半气息奄奄有始无终。到得一年半载甚至一个会议也召集不成,各会议时有七八十人便乖乖叫了!今四川女界联合会召集女子国民大会居然到二万余人,若非有团体观念团体要求的妇女,谁肯不惮烦劳亲举玉趾;然则四川成都一区有团体观念团体要求的妇女竟达二万余人了!

  第二、吾国妇女向来缩头缩脑怕谈政治,而且有些以不谈政治为明哲保身的妙方。如北京女子参政协会因为警察干涉,便服服帖帖地把成立大会改为谈话会,妇女们这种和平态度且可博得各界的赞颂,所以每遇政治问题,便更噤若寒蝉不叫一声。你和她们谈笑话或谈美容术,她们非常乐听。谈到政治问题则顾左右而言他。西礼也以对妇女谈政治为大戒,好象中西女性都是天然的专门生殖器和装饰品似的!而四川妇女却鹤立鸡群,卓然不同。

  她们居然有二万余人的妇女大会讨论解决时局的方针,可见时局问题确已钻入了四川二万余妇女的脑巢心穴,所以非立谋解决不可。

  第三、开会打电报为新近妇女团体的惯技,而四川女子于集会讨论后复组织女子北伐军身列行伍者且数百人,居然慷慨激昂与爱国男儿共肩剿灭北洋军阀之重任,更属难得。

  只是善无底止,我们要做更进一步的说法。我们希望四川姊妹宝贵此二万余人的集合,将此二万余人好好组织起来,不使她们一聚而散!我们更希望四川姊妹宝贵此二万余人解决时局的热忱,将这种热忱发挥光大,散布于全国!以有力出版物普遍宣传,并进谋全国各地女界团体的大联合!

  并要特别注意造成社会的基础,方能可大可久,仅仅几百人的北伐军还嫌不够。于注意本身的组织和宣传之外,更要注意的是以实力援助被压迫的同性使本身成为妇女利益的保护机关。

  娼妓制度不但辱没女子的人格而且是人类共同的羞耻。至于娼妓本身所受种种无人道的惨酷,大家也可想象而得。所以广东、上海都曾做过废娼的运动。今年五月长沙女议员王昌国也在湖南省议会提出废娼一案,经议会表决交内务股审查。又五月二十四日天津废娼运动会开会,议决组织大纲十四条。可见废娼运动虽然若断若续,软弱无力,而在一般有心的人们——尤其是妇女,确已人人心中把他认为重大问题了。

  娼妓制度所以存在的原因虽然复杂,而经济一项实为主因。所以上海、广州废娼运动一瞬间的成绩,公娼减少,私娼加多。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我们热心提倡女权的姊妹倒要研究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才好。我的意思还是从经济上谋解决,一面运动废娼;一面要做妇女的职业运动。济良所不是养成独立谋生技能的机关,还不济事。最好莫如为脱离苦海的姊妹倡办女工厂女制造场。至少也要以能容纳各地苦海姊妹为筹集工厂制造场资本的标准。资本筹集的方法可一面责成国库省库担任;一面向社会募捐。现在中国正患实业不发达,而妇女学工业的也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有许多妇女不想学工业。女子职业教育不发达,即女子经济难望独立,这样一来,岂不一举而数善俱备?但这个问题太大,非一省一地的力量所能解决。最好的方法还是:各地妇女团体联合运动,一面使妇女团体全体参加;一面使男子团体同情赞助。如进步的商人资本家,敦厚朴质的农人,觉悟的学生和工人,他们一定是赴义恐后,只要我们的精诚感人。但入手的办法,少不得要有精密的计划(全般的),详细的调查(娼妓实数),普遍的宣传(废娼的理由与职业之必要)。

  废娼一事为社会人人良心上所要做的事,而尤为妇女良心上所不可不做的事。并且废娼运动有与职业运动打成一片的好处。既找到了根本解决的方法,万众一心,何患不成。为女子争人格,为人类洗污辱,为历史造光荣,敢望祖鞭先著,功亏一篑的上海、广东、天津、湖南诸姊妹,一齐起来做个首倡!

  此外还有几件可以记载的新闻:浙江成立全浙女界联合会;山东成立女子参政促成会;河南女界也因该省制宪得着与男子同等的公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久受高压百折不挠的丝厂妇女也成立了一个丝茧女工总工团;天津女权请愿团,于溽暑中创办妇女义务学校,并要求高等工业学校开女禁。这些,都是妇女渐渐觉悟女权渐渐发达的表征。

  然而此等消息虽说可喜,还仅是最小部分团结奋斗的痕迹。而最大部分的真痛苦依然存在。只就上海无锡的女工说:上海丝厂女工因丝厂生活太苦,这样酷暑的天气,在一窍不通的房间里,煮茧缫丝,炎火灼炙热气熏蒸,每日一连工作十余时,每月又无假期可以休息,疾病死亡日有所闻。故要求减少工时、每月放假两日以全“蚁命”。韩省长也念她们可怜批准了,而厂主心如铁石不肯遵行。每日工作十一点钟还是他们——厂主格外的“优待”。他们又怕初一十五工人不肯上工,派警弹压。无锡慎昌丝厂女工因性命换来的养命钱被管车无端扣抑,非常愤恨。乃管车不自认错反而辱骂女工,因此激成罢工风潮,亦被警察解散。我们试想她们的生活是何等的悲惨!可怜她们一无知识,二无势力,我们不援救待谁援救!

  我们妇女团体一向所做的多是法的运动,而所缺乏的正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基础”只能建设在一般妇女的需要之上,所以应当特别注意直接于妇女本身的利益。无论个人问题如席上珍、刘廉彬之惨死,团体问题如工厂妇女之被虐待,我们都应郑重研究实力援助的方法。记得民国元年唐群英、张汉英等所领袖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她们最肯替女界打抱不平。长沙妇女或受丈夫蹂躏,或被别人辱侮,都哭哭啼啼告在唐、张跟前,她们居然成为女界的裁判官,替女界判决了不少的案件,激动了不少的群众。其时一般社会虽给唐、张加上些“叫嚣”“猖獗”的徽号,而长沙妇女偏有一部分爱戴她们,在她们的旗帜之下。即此也可看出“社会的基础”是何等重要了。

  (载《前锋》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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