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_萧乾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1)

　　一

　　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我一向怕写定题定时的文章，唯独这一回，我一点也没迟疑，而且拿起笔来就感到好像有个信息应传达给当代以及后世的读者，告诉他们我认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金是怎样一个人。我立刻把手头的一切工作（包括正在编著的《杨刚文集》）全都放下，腾清书桌，摊开了稿纸。

　　从哪里开始呢？首先想谈的，还不是我们之间漫长的友谊，而是近两年来由于偶然机会才得知的他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时，学校当局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把几十名学生从宿舍里抓走。在校务会议上，他这位老友就愤然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他只好去台湾教书了。1949年，眼看要解放，他又奔回大陆。不幸，这位向往革命已久的朋友，却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与世长辞了，遗下幼小的子女各一人——他们的母亲早于1938年就去世了。前年我见到了这两个已进入中年的“孩子”，他们今天正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工作着。听说这一对孤苦伶什的孩子当年曾受过巴金一家的照顾。

　　我想，文章最好从这里开头，就写信给同我较熟的那个“女孩”（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讲了我的意图，希望从她那里了解一些此事的细节。万没料到，我碰到个硬钉子。她回信说：

　　萧叔叔：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就像爱自己
　　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
　　报刊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很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
　　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

　　接着，还说到巴金对自己的侄子以及其他家属，也同样这样约束。

　　看完这封短信，我身子凉了半截。因为以此类推，还有几件事估计也属于“禁区”。唉，写一个不许人谈他的事迹的好人，可太困难了。继而又想，我碰的这个硬钉子本身不正可以用来说明巴金的为人吗？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起我在咸宁干校沼泽地的稻田里，讲过巴金发现《雷雨》的轶事，就要我把它写出来。我当时说“发现”，这个动词我是经过掂量的，没有夸张。这件事多少是个历史见证人。因为1933年至1935年间，每次我从海甸进城，总在三座门歇脚，《文学季刊》和《水星》编辑部就在那儿。我也认为重温一下新文学史上这段掌故很有现实意义。然而我晓得巴金不愿人提及这件事（下到干校，以为此生与文艺不会再有关系了，我才放松的），他自己更从不提它。要写，需要打通他这一关。于是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我的出发点不是褒谁贬谁，只不过希望新的一代编辑们能更及时并认真地看一切来稿。这样，他终于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
　　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
　　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看了。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
　　街十四号的南屋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这里，看巴金对自己所做的多么轻描淡写啊！然而如果不是巴金作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

　　不居功，不矜功，厚人薄己，这在旧社会是少见的品德，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77年初，天色开始转晴，我就同洁若商量托人代表我们去看望巴金一趟。我们托的是上海青年音乐家谢天吉，他那时正在歌剧院工作。由于都是惊弓之鸟，怕我这个摘帽右派会给巴金带来新的灾难，信还是由洁若出面来写。天吉带回巴金写给洁若的信说：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念你们。你说萧乾已六十八岁了。我还记得一九三
　　三年底他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园来看我的情景。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想
　　不到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还好，十年只是一瞬间。为自己，毫无所谓。
　　不过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里有点不好受。

　　这段话使我想起1938年当他在上海孤岛（在敌人的鼻子下）坚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远地写信给他，关心他的安全。巴金在《一点感想》一文中说：

　　我固然感激他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着温
　　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担心。……我绝不是一个失败
　　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
　　算一个。

　　这两段话相距约40年，然而精神却是一致的：悲天悯人，关心同类，同情弱者和不幸者；为自己，毫无所谓；对世界，只有责任感，没有权利感；在敌人面前不低头，苦难面前不自怨自艾；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认为这是了解巴金的人格、作品和人生哲学的一把钥匙。

　　30年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死气沉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很幸运，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

　　在见到巴金之前，我已经在《文学》、《现代》上读到他不少的作品了。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词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记得谈起我对华林的新英雄主义的倾倒时，曾引起他的共鸣。他总是耐心地听，透过那深度近视眼镜注视着对方，然后寥寥几句坦率地说出他的意见。后来我在为《我与文学泻的一文中说：‘’一个由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

　　这不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的人的勇气。”①这位先辈就是在年龄上其实仅大我五岁的巴金。他对我更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②从他那里，我还懂得了“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像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③

　　①见《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237页（上海书店1981年重印）。
　　②同上第236页。
　　③同上第237页。

　　但是他反复对我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记得我的小说《邮票》发表后，巴金读罢曾告诉我，作品中那个无知的孩子说的“我不小。瞧，我也流泪了。”那句话，使他受了感动。他就是这样给一个初学写作者以鼓励的。

　　巴金和郑振铎的北来打破了那时存在过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时，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出现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手编天津《大公报·文艺》的。不，我最初编的是《小公园》，一个本由“马二先生”主持的货真价实的“报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们个计刊物的大小，一时张天翼、艾芜、丽尼等几位的作品就经常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甚至那个《小公园》上出现了。这个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帮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预先编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后去踏访鲁西、苏北的灾区了。

　　三

　　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著《作家》；靳以先后编著《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著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的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时在饭桌上，朋友们有时戏称巴金为我的“家长”。家长不家长，那两年我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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