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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我的同辈人中间,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总会热闹一番。像我和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而且,从四十开外的老大到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三,都还是单身,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更少了。这实在有违孔孟之道。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们家都冷清如常。没有娃娃朝我们身上扑,偶尔逛一趟百货公司,也从不去玩具柜转悠。

  生活的安排只能顺其自然。我们既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当然也没有丝毫怨气。我同洁若之间有一种共识:儿女应根据自己的抱负及条件,各奔前程。我们绝不驮在他们背上当包袱。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了,现在他们也不应再给我们添麻烦,让我们为他们的工作、住房去到处奔走。他们该自理了。

  我们还有一种共识——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听起来倒蛮吓人的,好像我们两个都是苦行僧。其实不然。我们有许多乐趣。楼下一个读小学的姑娘每周上来跟我学点英语。我爱听她那娇滴滴的发音,爱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态。我还经常听音乐和相声,种花,搜集小摆设,饲养乌龟,揣着小半导体去湖边林间散步。洁若抽不出空来散步。她帮助三姐常韦做些家务(如扫地,倒垃圾,收拾卫生间),借此活动一下筋骨,运动量足够了——连锻炼身体也是生产性的。今年我又添了个腰痛的毛病。于是洁若把为三只乌龟喂食换水的活儿也接过去了。别看它们是宠物当中最省事的,三天两头儿的也闹些花样。一次,为了抢饵食,大乌龟把小乌龟的前爪咬得鲜血直流。洁若把它隔离在一只纸匣里,为它上了几天紫药水。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事,她干脆分开来喂它们了。她嘟囔说:“别提什么阿猫阿狗了。这乌龟算是最省事的了,每天也得为它们分不少神。”

  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这不但矿工瓦匠办不到,就连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当。

  洁若常说,退下来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还忙多了。她又编,又写,又译。忽而是是。《小说神髓》,忽而是《万叶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时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在电话机就在她椅后。然而今后几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八十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我最佩服她那摘“定额”的办法(据她说,是小时她父亲训练出来的)。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懒多了。我从来也不是个“拼命三郎”。1954年同洁若结璃后,我变得勤快点了。1955年当上了专业作家后,就碰上审干,未能下去写作。然而三年之内,我一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我手中的笔就被夺走了。

  1978年以后,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八十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着译。九十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洁若的书桌放在卧室,挤在我们那张大床旁边。由于搞翻译,她整个被英、日文工具书包围起来了,她是能坐下来就干上几个钟头的。

  我的书房兼会客室,空间比她的大,设备也比她的齐全。我们两个就分头搞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她会探进头来问我要点什么。当然,我也短不了打搅她。我的“手稿”称得起是“天书”,而且经常长得像蜈蚣。我总是利用一些废纸的反面写,并且随写随接。每完成一篇,洁若不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誊成在编辑部够得上是甲级(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誉清时,凡她读来不顺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时我马上首肯,有时商榷,有时难兔争执不下。

  1987年洁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那里日文系把大学所藏她历年所译的书陈列在讲坛下的长桌上:十几本(那还不到她的全部译本的半数)。但是她从来不想躺在已有的成绩上享清福。她闲不下来。为了争取空间,我替她设计的书架有的几乎挨着天花板了。每逢为了写注或弄清某个词的含义,她就爬上爬下地翻阅参考书或字典。

  我和洁若都没有老迈感,因为我们的思维都还清楚,而且效率也不减当年。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变成铅字,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们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不论拿什么阔绰舒适的生活来换,我们也不干。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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