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大事(2)_萧乾

终身大事(2)

　　五、标准

　　我这个人向来不替人作媒。几年前我还住在一个门洞里时，有一天闯进一名青年，手持一张类似履历表的单子，要我帮他介绍对象。我一看，单子上除了姓名籍贯、年龄学历之外，还有身高体重以及工资工种。说要个身量比他略矮的。紧接着他作了一个郑重声明：要全民制的，可不要集体制的，特别不要学徒工。他要对方也给他照样开这么个履历表。然后考虑“成熟”再见面，因为他工作实在忙，不愿意浪费时间。

　　我对这位具有科学工作方法的青年说，你那履历表开的项目虽然不少，可至少还缺两个无形的而又很重要的项目。他赶紧问我是什么，我告诉他：性格和品质，而要把这两项考虑成熟，可非得浪费点子时间不可。

　　我顺手给他举了个例子。我有个学化学的同学，他找到一位同课目、同籍贯、身高体重什么的都中意的对象。见面后，双方彬彬有礼；在恋爱过程中，自然是甜甜蜜蜜。婚后他才发现夫人原来是火爆性子。一天他回到家中共进午餐，饭是夫人做的。他坐下来尝了口汤，咂了咂舌头说：“今儿这汤成了点儿吧？”哎呀，转眼那碗汤咵咵就扣在他头上了。

　　在男女感情上，“品质”首先指的应是真诚。一对打得火热的情侣，只因为男方所预定的住房出了变故，女方立刻就变了卦，固然可以说是缺乏真诚；但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大风大浪中，而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这种不测风云是随时可以光临的。我的熟人中间，至少有四位女同志在丈夫遇到风浪时，立刻就丢下亲生的娃娃，有的甚至还在襁褓中，离了婚，另外找了响当当的人物。“立场鲜明”是幌子，“自我保存”是实质，这里不仅包含安危，也还包含荣辱得失。当然，那时下去劳动锻炼倘若能像判徒刑那样说个期限，不少婚姻还是可以保全下来的。

　　《暴风雨》一剧里，普洛士皮罗就先让那不勒斯王子弗丁南干了一堆苦活儿，来考验他的爱情是否真实；《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师鲍细霞在胜讼之后，也用戒指考验了一下丈夫。看来莎翁在男女结合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视坚贞的。有句西谚说：“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个港口为终点。”这是告诫人们说，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并不可靠。我在一条法国邮船上确实就看到一个前往魁北克举行婚礼的新娘子，在航程中还玩弄着感情游戏，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捏把汗。另一方面，美满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着履历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一定会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三十年代我在一篇书评里，曾不揣冒昧地为男女结合开过一个公式：

　　主观的爱慕（感情的）百分之六十
　　客观的适合（理智的）百分之四十

　　文中还有这么一段：“没有那不可言说的爱情，两颗心根本无从亲近。但若缺乏客观的适合，亲近后，爱情仍无从滋长。”接着，我讥笑了西洋过去盛行过的求婚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男子咕咚跪了下去，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来心软的女子点了头。然后趁势把一个含有预定意义的亮晃晃的戒指套在女子明文规定的手指上。讨来的爱情可不比讨来的残汤剩饭可靠啊！因为爱情会飞——如果你管不住。”①

　　六、灵与肉

　　主观的爱慕不外乎看中对方的两个方面：说得科学些，就是内在的素质和外形；旧的说法是灵与肉。

　　大凡写爱情小说的，总得先在女主人公的容貌上用点笔墨。倘若朱丽叶是个丑八怪，悲剧演到高潮时，似乎就不大悲得起来。所谓“一见钟情”，吸引力往往先来自外形。

　　十九世纪末叶，法国戏剧家易斯当写过一出很妙的五幕剧。在名作《西哈诺》②里，他通过两个人物把灵与肉分开了。这出以与莫里哀同时期的另一位同行为原型的戏，描写两个男性合作来向一位霍克桑小姐求爱。西哈诺具有奇才绝学，能说出娓娓动听的情话。却生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克利斯则是个脸子漂亮的草包。当后者在小姐窗下倾吐情愫的时候，西哈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充当他的高级“提词人”——高级，因为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由衷地诉说他自己对霍克桑真挚的爱慕。

　　否认或贬低外形在择偶中所占的位置是徒然的。喜欢美是人的天性。在海滨拾贝壳或在雨花台拣卵石时，就感到美这种天赋，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生得明眸皓齿的，有平平庸庸的，也有丑陋不堪的。但丁一下子就爱上了贝亚德，吸引他的首先还是那位姑娘生得异常标致。

　　然而外形确实经不起时间的磨损，所谓“人面桃花”。三十年代在一次宴会上，我偶然见到十年前曾为一位新月派诗人的笔倍加颂扬的绝世佳人。那天我失望极了。不但她的绰约风姿早已消失，而且由于吸烟——也许包括吸大烟，她的两排牙齿全黑了，手指头被烟熏得好像刚从地里刨出的胡萝卜。去年访美，我重新见到两位大学时代的“枝花”或“皇后”。如今发福的发福，憔悴的憔悴，几乎找不到当年容貌的痕迹。美貌是不会持久的。把“终身”大事孤注一掷地压在这个极缺乏稳定性的因素上，那是必吃苦头无疑。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内在的素质，以外形为“参考”，更为妥当。

　　内在的因素是不大好往履历表上填的，因为它涉及的方面太广，既包括道德品质，也包括智力才能。还有些属于潜在性的，例如危急时刻的镇定果断，患难中的坚贞不移。

　　历史上，有的艺术家是由于在恋爱中失败而大有成就。舒伯特失恋而谱写了六百余首动人的歌曲，柴可夫斯基遇人不淑而作了《悲枪》。但更多的还是由于身边有那么一个知心人，仰慕他（她）的才赋，同情他（她）的事业，而情愿牺牲本人的某些抱负，甘当配角，为自己的生活伴侣尽量提供条件来攀登高峰。

　　爱情的温度计是以无私为水银柱的。最可怕莫如爱上了一位自我中心者！

　　七、异与同

　　男女结合也有它的辩证法。有人认为“同则合”，即是说，背景、性格、职业什么什么都近似，就准能成为佳偶。这个原则有时适用，有时不灵。

　　居里夫妇也许属于“同”的范例。他们确实是由于兴趣、工作和业务的相同而结合的，感情成为双方事业的推动力。然而最初追求居里夫人的，并不止居里一人。他的情敌同样也是科学家。可见他们的“同”并不完全建立在科学上。连结他们的，还有无形而更为重要的东西。

　　“同”有其好处。男女两位画家结合了，一道外出写生，在艺术上相互鼓励，切磋琢磨，家庭里共同语言就会更多一些。有时我设想一位画家同一位护士共同生活的情景。画家工作室杂乱无章，护士则按照查病房的习惯，成天要他把颜料、画布都像针管、药瓶那么摆得井井有条。画家正构思时，她忽然往他嘴里塞支温度计，要未动不动就量血压，称体重，这种家庭生活平静不了。

　　然而我又确实认识一位作曲家，他的夫人是位医生。她从不打搅他的构思，并且还由于他而对音乐、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珍惜他的才华，欣赏他的佳作。有一两回我们正谈话时，她不声不响地递给他小小一盅既有助于健康（他患有气管炎）而又无损于文思的药汁。他一饮而尽，她就悄悄地把空盅撤下，继续参加我们关于艺术的谈话。我坐在旁边不免有些羡慕。倘若他的夫人同样是位作曲家，他也就无此清福了。

　　因此，“同”之外，还有个配合问题。男女两位化学家生活在一起，如果各坐在餐桌一端，一个背元素，一个背公式，我看那种生活够枯燥乏味的了。反之，倘若化学家的夫人是位花腔女高音，化学家工作之余，欣赏一下青海民歌或威尔第的咏叹调，而歌唱家出于对四化的热情，也积极鼓励丈夫搞试验发明，他们很可能过得十分美满和谐。

　　因此，职业的同异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还在于有无共同的语言、爱好和生活旨趣。

　　同也好，不同也好，相互谅解是家庭生活运转的润滑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最使不得！在俄罗斯小说里，每逢读到丈夫酒后痛打老婆时，就觉得尽管西欧的“骑士风”早已腐朽，流于形式，它毕竟还是一种潜在的制约。中国古代讲究夫妻“相敬如宾”，当然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套虚礼，但总比拽了头发没头没脑地乱揍要胜一筹。

　　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件好笑的事。三十年代初期，一位同学的母亲是有名的女权运动家。同院有一对夫妇，男的酒后常打老婆。有一天他把女的打得鬼哭狼嚎，大嚷“救命”。那位女权运动家劝架不成，就愤然走两里路去报派出所。当她好容易硬把个警察拖来时，打架的夫妇早已熄了灯插上房门入寝了。她怎么敲也不开门。警察在外面大声质问那男人为什么打老婆，女的娇声娇气地替他回答说：“他没打我！”弄得警察埋怨起女权运动家来。

　　从那以后，我懂得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至理名言。

　　八、基础

　　盖房子要先打地基。遇到地震，有的房子立刻倒塌，有的屹然不动，这就看地基坚固的程度了。

　　感情的基础要比土建的地基来得复杂。王宝钏死守寒窑十八年，那基础至少一半靠的是封建制度的闺范节烈。前些日子电视上演的《铁坦尼克号轮船沉沦记》中，船沉之前当船长宣布妇孺可以上救生艇时，一个女乘客拥抱着丈夫坚持跟他同归于尽，我看了觉得其情可感，但未必很理智。1957年一位女同志被一名很不懂政策的领导叫去，说：“要把你丈夫划为右派了。你离婚，就吸收你入党；不离，也给你戴上。”那位可敬的女同志回答说：“入党，我还不够资格；该戴，就请便吧。”这个答复我认为既表现了她的原则性，也表现了两人感情的基础。倘若有人出题要我画画人间最美丽的图画，这肯定应是其中的一幅。

　　一九三八年我曾在武昌珞珈山脚住过几个月。有时被大学里的朋友邀去吃饭。席间常遇到一位教授扶着他那双目失明的夫人来赴宴。他轻轻替她搬正了椅子，扶她坐下，然后一着着地替她夹菜。当时也想，倘若我是个画家，把那情景画下来多美！近两年住在天坛，每晨必看到一位穿绿裤的中年人——可能是位复员军人，推了一部自己用木板钉成的轮椅，上面坐了一位下肢瘫痪的妇女。天坛的花，根据品种分作几个园子。他总是按季节把她推到月季、芍药或牡丹园里；自己麻烦些，却让这位失去行动自由的老伴儿仍能享受到鸟语花香的清福。近来在报端，时常读到男女一方因工伤事故面部灼伤或失去手足，而另一方坚守婚约的美谈，我觉得感情的深浅与无私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这种可贵的感情只有在危急中才显示得出来。

　　“文革”期间，颇有几对夫妻是双双自尽的。这跟大西洋沉船时一道丧生者有相同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那阵子我就偷偷买过几瓶敌敌畏，动过这种念头；幸而我有的是一位坚强的爱人。在那场浩劫中，她由于同戴红箍的顶撞，受的罪要比我深重多了，并且还尝到了皮肉之苦。然而一个从不在乎营养的她，在牛棚里却通过看守人向家里索起多种维他命丸。一经发觉我那种怯懦的企图，她就断然制止。第一，她反问我：“咱们没有犯罪，凭什么死？”第二，她相信物极必反，恶者必不得好下场。她要我同她一道看看历史将会为歹徒做出怎样的结论。

　　土建的地基靠钢筋水泥，感情的基础靠工作和患难共处。有人说地下党伪装夫妻的同志不许真地发生感情，我不信。再也没有比在敌人刀光下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容易建立起感情的了！今天，倘若一位青年发明家在工作中受到挫折，而一位女同志在斗争中，冒了风险挺身出来支持他，鼓励他，他们最终成为夫妻，我认为不但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基础必然是深厚的。这里不存在什么“甜蜜的折磨”，而是信任尊重，对党、对国家、对四化共同的忠诚。这样的爱情会给予生命以力量和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巨厦，将经得起台风、旋风、龙卷风以至里氏八级的地震。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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