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建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

　　包惠僧

　　说明：这一篇回忆录是就我个人在当时工作的经历与同项英、陈潭秋、施洋、许白昊诸烈士共事的情况写的。“二七”工潮的经过在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后，我在北京《宪报》馆任总编辑时写过一次，主要的材料是就项英的来信和我参加京汉铁路工运的印象写的。在一九二六年，我在广州任教导师党代表时，政治部印发了纪念“二七”工潮的小册子也是我写的，此文在一九二七年总政治部编印革命论文选编进去了，署名是一个“僧”字，记载是比较详细。现在事隔三十多年，有一些人和事忘记了，事实虽然大体不错，恐怕难免有些出入，好在《二七工讯》的这本小册子，中宣部还保存着，可以根据核正。还有一些有关的史料在一九五三年我写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两文中写过的，就不在这里重复，可以互相对照。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我奉党中央之命赴武汉主持党务，并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于武汉，谋展开武汉劳动组合工作。惟当时党的发展在武汉仅及于学生、教职员中（其他各地亦不例外），与广大的劳苦群众尚无甚接触，党团员约十余人，完全为学生、教职员，只有一个工人出身的郑凯卿，他失业很久，后在文华书院（是美国教会学校，后改为华中大学）当校工，他对武汉各方面的工人也没有任何联系。我负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回武汉，同志们也认为我有办法，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东投西摸，仍然是两眼漆黑，还没有找着接近工人、组织工人的门路，真叫我发急到好几夜睡不着觉。黄负生在汉口私立致中中学教书，该校有一个学生孙瑞贤是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工厂的厂长的儿子，我因黄负生的介绍交结了孙瑞贤（后被介绍入党），由孙瑞贤认识了他的父亲孙敬芳，但是孙敬芳是厂长，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又认识了孙瑞贤的叔叔孙叠芳。他是翻砂匠，是一个正规的产业工人，不过他因为是厂长的弟弟，又是工匠，也算是工人贵族，还不是受严重压迫的工人，他对于我们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所接受的不多，不过因为这些关系我们在徐家棚设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李书渠（即李伯刚，现任中南政法学院院长）经常住在徐家棚，我是每日或间日去一次。陈荫林（陈潭秋的八弟，在革命军南征时病死瑞金）担任补习夜校的英文教员。这就是我们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开始。

　　约在同年的十二月间，汉口租界黄包车夫因为反对车行老板加租而爆发了同盟罢工，共约二千多辆黄包车约有五千多名车夫，工人反对车行老板的加租，完全是经济斗争，租界当局尚没有对工人实行压迫。我同郑凯卿参加了这次罢工运动，罢工支持了十余日，由施洋以律师身份出面调停，资方接受了劳方的要求，罢工胜利结束，并由资方赔偿罢工时期的损失，人力车夫在赔偿损失费项下提了一部分钱在大智门附近建筑了人力车夫工会。在这一次的同盟罢工中，出现人力车夫中的领袖人物樊一狗、袁诰成，他两人始终领导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并聘施洋为该工会的法律顾问。

　　这一次罢工运动刚结束，我接到中央的信说，陇海铁路发生罢工，要我同罗章龙到开封会同指导这一罢工运动，我到开封同罗章龙会面，知道陇海铁路的工潮结束了，我们同几个负责的工人（姓名忘记了）会谈了好几次，策划发起组织工人俱乐部。铁路工人很大方，请我们吃了两次饭，吃了几条黄河鲤鱼，吃了不少的酒。我们是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对我们称哥道弟，讲朋友，讲义气，有很浓厚的江湖好汉的气派。我们在开封盘桓了一天半，由他们写了一封信介绍我们到郑州找机务厂的一个工匠凌楚藩。我们有一个同志赵子健在郑州扶轮学校当教员。我们到了郑州，罗章龙回北京，我在郑州住在赵子健的家里，从容地找到凌楚藩等作了几次长谈。他们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感兴趣，很同意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决定先组织工人俱乐部，再筹备组织工会，全路各站、各厂分头进行。京汉铁路有三个总段，即长辛店、郑州、江岸（汉口附近的刘家庙），规模很大，工人很多，我当时与赵子健商量了一下，写信给罗章龙把长辛店的组织活动划归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支部负责进行，郑州和江岸的组织活动归长江支部负责，我即拿着凌楚藩的介绍信到江岸去会见杨德甫（湖北人）、姜绍基（福建人）、黄桂荣（安徽人）。凌楚藩送我上车，并介绍一个加油工人姓田的请他带我去见江岸的几个工人。到了江岸正是黄昏时候，工厂已下工了，我们先到杨德甫家里，由杨德甫找到姜绍基、黄桂荣。他们看了凌楚藩的信，我说明来意，他们都认为很新奇，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大事，要好好商量一下，并约定三天以后（星期日），约几个负责的人到我的家里详谈。我理解到他们要了解我是个什么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什么样的团体，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届时我约了李汉俊（他刚从上海来汉口，任汉口市政督办公署的总工程师，市政督办是汤芗铭）、陈潭秋参加。他们一共来了七个人，除杨德甫、姜绍基、黄桂荣而外，还有林祥谦、张连光、黄子坚、周天元、曾玉良等。我首先介绍了李汉俊、陈潭秋的身份，其次讲了一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宗旨，最后说明劳动组合的理论和方法，李汉俊也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他们了解我们都是文教和报界（我当时是新闻记者的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同意我们组织起来的意见。他们说：一切没有困难，只是他们每日要照时上工，没有人负责联络和各处有关组织工作，要我们介绍一个适当的人办理文书和联络工作。事实上这个工作就是组织工作，我答应介绍一个人，但是当时并没有适当的人。

　　有一天，我接着一封信，署名项德隆，他自称是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是《劳动周刊》的读者（上海《劳动周刊》在武汉有发行处，地点是武昌察院坡时中书店）。他要同我见面谈谈，我马上复了信，请他于星期日下午一点钟到黄土坡我们的寓所会谈。他那一天身穿一件皂色的长棉袍，头戴一顶棉布的黑色西瓜皮帽，因为天阴，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来不过二十岁左右，这是我到武汉第一次接触到的青年工人。我们坐下来，我首先就问模范大工厂的情况。他说：“我想同包先生谈一两个钟头，你忙吗？”我答应可以。他就开始从他的家世、读书及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以至在模范大工厂做工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说：“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死了很久。我和我的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成人，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没有钱不能升学，所以考入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八至九元，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二十岁了，工资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头左右，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之日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希望你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我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谈话与表情，我觉得这个人不平凡，看起来像个乡下人，但他的思想、他的说话，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与抱负！我接着安慰了他一番，鼓励了一番，我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是新青年社出版的，如《两个工人谈话》之类，并请他写一点关于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约定下星期日下午一时再谈。

　　第一次的会谈竟达两个半钟点，他走了我很高兴，我想如果各工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隆一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我到徐家棚同李书渠谈起，李书渠说：“项德隆我认识，是我小时的同学，很聪明也很调皮，他很穷。他的胞叔项仰之（武昌慈善会的会长）有钱有势，他从不和他叔叔往来，常骂他叔叔是个吃人的光棍，他叔叔知道了也把他无可如何。我曾经同他谈到你和劳动组合书记部，他说要找你谈谈。”因此我对项德隆更感兴趣了，即约李书渠于本星期日参加我们的会谈。

　　到了星期日还不到正午一点钟，我刚吃完午饭，项德隆来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说：你给我的书都看了，我每天夜晚看两个钟点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他并和李书渠谈了一些模范大工厂的情形。这一次见面他就不像上次的拘谨，我们坐下来先由他谈了一点模范大工厂工人的一般情形，我就提出纱、布、丝、麻四局各厂和第一纺织厂的工人情形，他很直率地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内，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我本来从第一次和他会谈以后，我就想把他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派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筹备工作，因为了解他不多，所以一时没有决定，经过李书渠的了解和我们两次会谈，我相信他是一个纯洁天真有作为的青年工人，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请他考虑，并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负担他的生活费，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我并请他和他的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在一个平常人就不是一件小事。他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说话之间，豪迈之气溢于言表，我对他这样的见解很惊异！

　　过了几天，我同江岸各厂的几个负责的工人谈好了，暂时把项德隆作为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文书。俱乐部的筹备干事是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张连光管财务，周天元管庶务，因为铁路工人各处都有帮口，如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在京汉路的江岸各厂即是福建帮、湖北帮、安徽帮势均力敌的，帮口虽然是我们劳动组合工作中的很大障碍，但在开始组织的时候，还不能不照顾帮口关系，否则就组织不起来，所以这五个筹备人的产生经过了我同他们商量了好几次才决定的。林祥谦、张连光是福建帮，杨德甫、周天元是湖北帮，黄桂荣、曾玉良是江南帮。当时的情况，调和各帮与用阶级教育来消灭帮口的成见，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把这些情况和项德隆谈透了，要他注意这个问题（帮口），我们才一路到刘家庙江岸车站与杨德甫、林祥谦、黄桂荣等见了面，当确定由俱乐部筹备处每月给项德隆十五元的生活费，俱乐部的一切筹备工作几乎是完全交给他了。过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我再到江岸，他们已租定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址。俱乐部的招牌已挂出来了，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为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据林祥谦他们说：他们把组织俱乐部的事报告了机务厂的厂长。这个厂长是个法国人，他说：工人组织俱乐部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极平常的极普遍的事，因此就把俱乐部的活动作为是一个合法的活动，俱乐部的招牌就是这样的挂出来了。项德隆与几个负责的工人处得很好，因为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又能说又能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俱乐部的活动有象棋、围棋、唱戏、讲演各组，并组织了一个工余夜校，项德隆自任教员。在夜校读书的以小工居多数，产业工人中，工匠（如翻砂匠、打磨匠之类）是很有地位的，一般人都称为师傅，工资也比较高些；小工是最苦的，工资少，都是做出力的工作，此外还要被工头、工匠呼唤差使，服规定以外的私人劳役，稍微不慎，就要挨打或被开除。所以小工最苦也最没有保障，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和工程师都坐在一起开会或下棋唱戏，无形中把小工的地位提高了一步，我们也经常以阶级的友爱对工匠们作宣传教育，他们对小工的团结也重视起来，而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更因为工余夜校的关系，项德隆在小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个星期日（日期记不清），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那一天天阴，细雨蒙蒙，刘家庙差不多是距汉口十五华里的乡下，街道甚窄，泥泞甚深，路上非常难走，可是到会的人很多，全体工人除了出勤的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们并把各厂的厂长都请到了。会场布置得很堂皇富丽，有茶烟、点心招待，并有很名贵的雪茄和名贵的点心，各处来参加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有京汉铁路郑州、信阳、驻马店、各站厂的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李汉俊也被邀参加，他是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的身份出现。我是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约在上午十时宣布开会，由杨德甫主席，报告俱乐部筹备的经过及组织俱乐部的意义，主要的内容是提高工人的地位，崇尚正当娱乐、学习文化等。报告完了以后，主席就请他们的洋厂长讲演，这个洋厂长个子不高，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他是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讲演，他对于欧洲各国的工人组合，作了简单的介绍，最后祝贺俱乐部的成立。他的讲演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他把欧洲各国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工会的历史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我们发展工人运动有良好的影响。接着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也讲了话，李汉俊讲了“日本劳动组合的情况与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我是以《劳动周刊》的代表被主席邀请讲话（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词不很通俗），我讲的题目是“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并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工人组合活动。因为这是在劳动运动的启蒙时期，照我们的劳动运动的计划是在“组织起来”的阶段。所以还没有提出“阶级斗争”与“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啊！”的口号，成立会是在厂长、工程师、工匠、小工和谐的状态下举行的，放了很多鞭炮，据项德隆说：在成立会的前一天，全体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来缴会费办理登记的手续。

　　俱乐部算是很顺利地成立了。次一步的工作就是发动组织工会，当时组织工会有两个很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反动政府没有给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工人的组织无论是俱乐部也好，工会也好，军警可以随时予以武力的干涉或解散。所以这一“工人集会的自由”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工人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式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江岸的工人是如此，全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也是如此，其他如津浦、京奉、京绥、正太、陇海各路的工人也是如此，这一问题如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是有困难的。当时我们决定把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解决，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我们公开活动的依据是抓住一九二一年吴佩孚通电：“保护劳工，劳动立法”的小辫子，秘密的进行工会的组织工作。第二个问题我们决定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各帮的冲突。再以“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瓦解帮口。

　　项德隆同志在这一工作中，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费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同各站厂负责的工人和积极分子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发挥了他的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天才。他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读书，他的求知欲望很高。我们每星期内要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我要到江岸同一些负责的工人谈话一次，我们每逢见面除汇报工作以外，他就讲他读了几页或者是几本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他一到我们的机关部来首先就是翻书报，如有新出版的书报他必争取先睹为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他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是在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间，当时因为党员的人数还不多，没有分组，一起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开会的地点是在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汉俊的寓内，他对党报告和每一个同志的发言都入神地听并详细地记录。会后他同我说：“我过了二十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我们互相勉励了一番，他也没有回家去看他的母亲，一直过江回江岸去了。

　　德隆的母亲姓夏，也是武昌人，在旧社会中是一个很能干的老太太。他们一向是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德隆在到江岸工作以前是从没有出过门的，他到江岸以后就很少回家，夏老太太很不放心。有一天，她老人家来看我，这是第一次同她老人家见面，她是中等身材，靠近五十岁的样子，穿一身青布褂裤，小脚窄鞋，身体很健康，我请她坐下后，她说：“项德隆的父亲死得早，因为穷也没有教他多读书，他的世故浅，性情也有些古怪，他不同亲戚家门来往，他不肯求人，所以也没有人帮助他，听他说包先生介绍他到江岸工人俱乐部教书，他教得了吗？我很不放心，这几个月以来他很少回家，我也不放心……”我知道他们是寡母孤儿相依为命，现在的德隆成了出笼的鸟了。他在追求他自己的进步和发展革命事业，不可能把他拖回来专做孝顺母亲的事情，我于是乎安慰了她老人家一番，并说德隆聪明能干，书教得很好，她老人家听了很高兴。谈了一会儿她老人家要走，留她吃饭，她不肯，我送她出门分别时，她还嘱咐我叫项德隆时常回家。过了一两天，我到江岸把上面的情形告诉项德隆，并劝他时常回去看看母亲，以安老人之心。德隆说：“我在家时是我的母亲照顾我，我没有照顾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产自给，还不需要我养她，我出来了，她老人家得省事。我也忙，所以很少回家。”这就是项德隆的个性，他对人处世就是干脆。他对他的母亲是如此，对同志、对同事、对群众也都是如此，他不回家就是不回家，他决不因他的母亲要他回家或是我劝他回家看看他就回家。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他总是争先发表他的意见，在处理工作时，他总是很勇敢地担当任务。他每日工作都很忙，若有一点余暇，他就是一只手拿一本书，一只手拿一支纸烟，他对纸烟简直有瘾。每天要抽三四包小哈德门，两只手四个指头都成了烟黄色。他的两道眉毛中间是连起来的，眉毛很浓厚，如果在他考虑问题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双眉一皱就成了一字浓眉，他的头发经常是蓬松零乱，衣服的扣子总不很完全，也很难得去剃头去洗澡。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简单，始终是一个工人的本色。他自在京汉铁路工作后，常用化名“夏英”对外通讯或在报上写小品文章，后将化名与本名联合起来为项英。一直到他成仁。

　　一九二二年的六七月间，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德隆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他对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认为是个缺点，他常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份在党中应该占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约在同年的七八月间，我们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出席这一次会议的工人代表有杨德甫、张连光（江岸）、凌楚藩、刘文松（郑州）、王俊、史文彬（长辛店）、张德惠（新乡），其他几个大站厂也有代表参加，我党方面有项德隆、吴汝明（他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作）、张国焘和我，还有林育南、许白昊两同志是以《劳动周刊》的记者列席。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决定了总工会筹备会各段、各厂的负责人，起草了总工会的会章草案，决定以项德隆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的总干事，杨德甫、刘文松、张德惠、史文彬等为筹备会的正、副主任委员，主要的工作都是项德隆负担，张国焘也没有搞出什么花样。项德隆的工作信誉已经由江岸发展到各段、各站、各厂了。可是从这次会议以后，中央就把我调到北京交通部工作，我离开了武汉，也不要我过问京汉铁路的工作。我同项英、李书渠、陈潭秋还是保持联系。

　　经过了半年以上的筹备，全京汉路各段、各站、各厂的工人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决定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总工会的地点在郑州。各总段设分会，各站厂都设有分会及工会委员或小组，组织很普遍很严密，并建立了工会纠察制度。会场是布置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一个戏院里（普乐园），在举行成立会的前一日，各处的代表都到达了郑州，都以无比的欢欣来迎接这个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可是到了二月一日的黎明，郑州宣布戒严，会场被军警稽查处封闭了。经过了几次派员向军警负责人黄某交涉，没有结果，至正午十一时，工人非常愤慨，各厂各单位的工人都把工作丢着不做跑到工会来问消息。于是由项英同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奋勇地冲进了会场。有一部分代表随之进入了会场，军警方面马上就开来了两连部队包围会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相持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工人在这样的强力压迫之下，只好退出会场。工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京汉路的总罢工，二月二日正午一时（按：应为2月4日中午12时）全京汉铁路的总同盟罢工开始，各段、各站、各厂、各处都是协同一致。工人纠察队普遍地组织起来，分途出动，执行罢工的纪律。总工会办事处由郑州迁江岸，因为江岸的工人多，工会组织健全，以项英为中心的工会核心比较巩固。在罢工的过程中，秩序良好，在江岸方面：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声援罢工，每日有学生结队从数十人至数百人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酝酿罢课示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有政治意义的罢工运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北京，大总统是黎元洪，他完全是吴佩孚的傀儡。内阁总理是张绍曾，他是军人中的政客，周旋于曹锟、吴佩孚、冯玉祥之间，同奉张也有些联系。政治实权掌握在曹、吴手里，而曹锟只是吴佩孚的老长官，除了直隶省长是他的弟弟曹锐而外没有什么实权。曹锟驻保定，吴佩孚驻洛阳。曹锟的部下如曹锐、吴毓麟师等常发出不平之鸣，即所谓“保洛争权”的政潮时常发生，冯玉祥是陆军检阅使，驻在南苑，他有一万多军队，在政治上不起什么作用。交通总长原是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同学，这个人倒还不算是很坏的官吏，在京汉铁路工潮爆发时，更换了吴毓麟。参众两院也是当时政府的组成部分，参议院的议长是高凌爵，副议长是张伯烈。众议院的议长是吴景濂，副议长是褚辅成，参众两院虽然常发生倒阁的风潮，不过是军阀的应声虫而已，点缀门面，没有什么作用。

　　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经济力量，也算是他的重要政治本钱，他对京汉铁路的重视和他的直属三万亲信军队一样。所以他对京汉铁路的掌握是费了不少的心机。京汉铁路的总罢工，对他是一个政治威胁，也是一个经济损失，他当时的对策最好是把京汉铁路员工一起收买起来作为他的忠实奴才，马上复工，他可以给予员工一些小恩小惠。如果收买不了，他就把京汉铁路全体员工认为是他的敌人，尽量地屠杀。所以在二月三、四、五、六日当中，京汉铁路总局的局长赵继贤（一九五一年在苏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执行枪决），南段局长冯澐派了很多的爪牙向各段的工人威迫利诱，谈判复工的条件，希望得到妥协，迅速复工。罢工支持到第六日，即是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全线宣布戒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了一些兵包围江岸车站和工会，各厂各处都有武装兵士把守，禁止员工出进，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厚庵亲自到江岸扶轮学校仍以谈判复工条件，约集工会的负责人会谈，杨德甫、林祥谦、黄桂荣、项英、曾玉良等工会负责人到扶轮学校与张厚庵见面，首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复工，张厚庵坚持谈好了复工即撤退军队，张厚庵用带威胁的语气说：“你们要放明白些，不马上复工我们对吴大帅是交代不了的！”林祥谦马上就抢着说：“复工是全京汉铁路工人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是我们答应复工，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张问：“你叫什么名字？”林答：“林祥谦。”张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全体工人叫他们马上复工。”林祥谦说：“不是那样简单容易。”张厚庵的脸色很难看，厉声说：“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项英看到了事态严重，不能不有一个脱身之计，就很和缓地说，“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张答应了，大家退出来，向工会方面走。项英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队到工会集合。”他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任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同林祥谦说话中的冷笑，暗藏着无限的恶意，因此他想把林祥谦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任务，林祥谦方在迟疑还没有说话，跟在他们后面的有一个军官说：“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开会，我们陪‘林会长’（军官这样称呼）到工会去等他们。”林祥谦知道他们的来意，就很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当当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我只有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林祥谦就径直回工会，其余的人都散了。一会儿车站上发出号音（紧急集合），大家还以为军队是撤退了，岂料不到一刻钟的时光，军队散开了，以作战的姿态，冲进了工会和各厂处，实行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人，将林祥谦等十三人及几个火车司机绑到江岸车站，把林祥谦等绑在电杆上，有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背着大刀的兵士来问林祥谦说：“你还不下命令复工吗？”林祥谦很从容地说：“我向谁下命令？”那个军官指着火车司机说：“向他们和纠察队下命令。”林祥谦很激愤地高声说：“你们太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没有话讲！”那个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林祥谦紧闭双眼操着福建口音，高声厉骂，正在相持之际，工人纠察队约有百人冲进了车站，项英也在纠察队中间（纠察队的团长罗海澄、副团长曾玉良勇敢不识字，实际上纠察团是项英指挥）。正在混乱当中，纠察队快扑到林祥谦身边，军队竟对徒手工人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的刘家庙枪声、人声、喊杀声、喊打声、妇孺哭泣声，混作一团。绑在电杆上的十三个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而外，其余的十二个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和工会中的几个值班的人，都被乱枪打死，接着武装部队协同路警逐户搜索工人，工人绑进工厂，火车司机绑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这是二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之间发生的事态。在江岸屠杀工人事件的同时，全京汉铁路各厂小站，都发生军队用武力镇压工人罢工。信阳、郑州、新乡、保定、长辛店，都逮捕了很多工人。在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和拒捕中都有死伤，但不似江岸之惨烈。这说明这一次的罢工运动的重心在江岸，我党负责这一次罢工运动的指挥调度的是项英。参加这一次罢工的在江岸方面除项英外，还有施洋、李之龙、许白昊、陈潭秋、廖乾五等，在长辛店方面的是吴汝明。

　　在江岸屠杀工人事件的同时，施洋在汉口被捕，约在下午四五点钟之间，军警稽查处的便探先到施洋的律师事务处（在汉口后花楼大同旅社浴室旁边的一个弄堂内）说是接洽官司。施洋的夫人告诉他往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便探就到地方法院去，走到后城马路的中间距新市场不远遇着施洋从地方法院回家，便探就拦住他，把他带到稽查处，当即押解过江，在军法审判处略加讯问，即执行枪决，到了第二天京汉铁路复工通车了才准收尸，是由汉口人力车夫工会的负责人樊一狗、袁诰成负责收尸，棺材安葬在宾阳门外洪山的北麓，并为建亭立碑，到现在还存在。

　　施洋是湖北竹山县人，寒士出身，辛亥革命时他不过二十多岁，一九一三年他开始进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肄业，一九一六年毕业，毕业后困在武昌半年之久，才办理律师登记，取得了律师的身份以后，就在武汉挂牌当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最初在武昌抚院街，据他自己说：在当律师的第一年简直没有生意，到了第二年虽然有点生意仍不能维持生活。在五四运动中，他参加了学生联合会，曾代表武汉学联到过北京、上海参加全国的学生运动。这就是他开始露头角的时候，他很有点辩才，胆子也很大，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湖北省教育会的筹备会上，他能目空一切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有理无理，他总是不认输。他很有点派头，他经常是红顶瓜皮帽，缎子马褂黑漆皮鞋，金丝眼镜，手拿一根流行的所谓文明手杖，早留了两撇胡须，见人好说大话，拉关系。当时我们是书呆子气重，见了他的那一套，真是有点恶心。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的接触较多，我们才开始认识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不怕艰难。在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运动中，他不仅出力，而且出钱。他对人力车夫的疾苦，体会得很深刻，替人力车夫出主意，以法律顾问的身份替人力车夫到租界工部局讲条件。他在人力车夫的罢工运动中，建立了他的威信，全汉口的人力车夫都爱戴他，都称他“施先生”。

　　在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在武昌抚院街青年会举行纪念会，并于会后举行游艺会。他自动地来参加，并出席演说，他的演说内容很丰富，他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方向和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的词令对群众的启发性和煽动性很大。因此，我们的同志对他的观感也改变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由许白昊、项英两同志提出介绍施洋入党。第一次在区委会没有通过，陈潭秋还说他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决定要我同他多谈两次话再讨论。我对施洋是有些了解，但以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虽同他谈过几次，仍不敢遽作决断。因他与刘伯垂同行，我就问刘伯垂的意见。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我也同意刘伯垂的意见，在第二次提出区委会讨论，才通过他入党。他加入党以后，更加进步，很守纪律，对人处世都沉着笃实多了。因为他对劳动运动感兴趣，所以把他分配在劳动运动方面工作。他家里用的一个女工黄陂县的一个孤女，同许白昊恋爱，后来也加入了党，即是秦怡君。许白昊死了，她同李求实恋爱，李求实死了，她在上海福民医院当护士，中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就不知她的踪迹了。

　　京汉铁路工潮发生，施洋到江岸去过几次，讲演过一次，他因律师业务很忙，所以没有在这次罢工中担任什么重要的工作。吴佩孚、萧耀南因为要镇压工潮，打击共产党，所以把屠杀工人与枪杀共产党人，认为是解决一个问题的两面，施洋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所谓危险人物，他自己也是满头脑的法律观念，对敌人没有警惕性，所以他就不免于死了。血案铸成了，他们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道因此震动了全世界，启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树立了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施洋为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牺牲了，他的身后萧条，只剩下他的夫人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孩子。

　　“二七”工潮是在血腥的武力镇压下复工了。于二月八日开始通车，工人俱乐部都被查封，我党在交通部任职的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安体诚及我五个同志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职（我们五人分任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正太五路的工人组合工作，高恩洪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调查首领是叶恭绰的旧交通系人物和组织，最初的名义是“密查”，后以我们都是大学生，改为育才科的视学，陇海铁路的工人组合工作是李震瀛负责，他不在交通部任职）。在我们离开交通部时，各路的工人组织已初步完善，每一路都有我们的同志负责领导。如京奉路有邓培，津浦路有王荷波，陇海路有李震瀛，京汉路有项英、吴汝明等。项英在“二七”江岸大屠杀中，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被乱枪击散，潜伏在江边，到黄昏时候，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的寓内，廖乾五也住在那里，就在此处建立联络处。他开始调查工人死亡的情形，拟定善后的办法，建立工人工会的秘密联系，在江岸的被捕工人在工潮解决以后都释放了，被开除失业者达数十人，其余如保定、郑州、长辛店各站被捕的工人和共产党人都关了监，因此善后救济成了我党在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京汉路罢工的过程中，北京比较武汉是沉重多了。罢工被镇压下去以后，我们才在北京展开政治宣传与办理善后工作，我们组织在参众两院请愿，联合众议院的议员胡鄂公、彭养光、范叔衡（范鸿劼的堂兄）、白玉逾、吴昆等对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等提出弹劾案，因为这几个议员都是湖北人，同我们有些私交，党就把这项工作交给我和刘子通、范鸿劫负责进行，并发动提出劳动立法案，争取工人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胡鄂公是北京“今日杂志”派的首领，他的干部有邝摩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曾派彭泽湘等赴莫斯科请求加入第三国际遭到拒绝，他回转头来争取加入我们的党，所以他对此弹劾案与劳动立法案的运动很卖力，完全服从我党的领导。项英也来到北京，他和王俊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过“二七”工潮的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初稿。弹劾案虽然照我们的原意由胡鄂公提出来，在征求连署人的时候，把吴佩孚勾掉了，因为当时北京政府吴佩孚是一个实际支持者，议员老爷们哪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呢？所以弹劾的对象仅是萧耀南、赵继贤。劳动立法案倒是很顺利地提出，连署的议员很多，虽然没有经过大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但在政治宣传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工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运动，经过了“二七”工潮和这一次的“弹劾案”和“立法运动”有了不少的进步，也算是我们的合法斗争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其次就是善后与救济工作，善后工作是对死亡的要安葬，死亡的家属和数百个被开除而失业的工人要生活，被关监的工人要营救，一个幼年的党，遇着这样的问题，不能说不是个大事，所以我们一面进行募捐，一面组织救济机构，选择办理救济的人员，颇费周章。募捐方面国内的办法很少，因为此时全国各地劳动组织尚在萌芽时期，工人的阶级觉悟还不高，工会的经济力量还不够，非工人阶级团体或个人如慈善会、救济会、青年会及一般富商大贾不仅隔岸观火，并把工人罢工认为是过激行为，还指“罢工运动”为“白老鼠过街，人人叫打”。我们的同志多半是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工人，大家节食省衣捐凑一点为数有限。主要的捐款是在第三国际号召之下由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的赤色工会募集来的，为数倒不在少。此项经费主要的是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与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时间还相当长，保管与发放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工作，我们的党当时没有慎重考虑，适当处理这个问题，仅就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当中组织了一个济难委员会，北段是张德惠负责，南段是张连光负责，我们党把收到的捐款如数地交给济难委员会由他们处理，我们也没有派人监督用途，稽查账目，捐款是陆续地来，我们也是陆续地交给济难委员会，因此他们对救济费的发放不公平、不恰当，浪费、贪污，到了最后，张连光卷了五六千元现款逃回他的故乡福建，匿迹销声。有人说他回家置了产业过他一个人的安乐生活。张德惠也拐了三千多元久不见面，过了几个月把钱用到差不多完了，才跑到北京同范鸿劫、何孟雄、王俊见面交来了一篇假账，报销了二千多元，还差八百多元他说是他用了。如张连光卷款潜逃，倒还是一刀两断，没有出什么麻烦，张德惠犯了错误，我们就不理他，他跑到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到处招摇撞骗，造谣生事，并与我们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豢养的走卒国际工会分子，广州的马超俊，湖南的王光辉，汉口的郭骋伯、郭案生、张纛等沆瀣一气，对我党作恶意的中伤，如：“共产党骗俄国人的钱”，“共产党被俄国人收买”，“共产党陷害工人，煽动罢工”之类的诽语，工人群众头脑是比较简单，听了这些谣言，都信以为真。如杨德甫、罗海澄等跑到上海找陈独秀要算账，王光辉、郭案生、郭骋伯等到处宣传说共产党侵吞救济工人的捐款，登报要我们公布账目。我们的党在此时还是秘密的，我们救济工人的捐款是从第三国际和各国友党募集来的，我们既不能在报上公布账目，也不能和这些工贼打官司，陈独秀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文章辟谣，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我同杨德甫以前处得不错，我找他解释过，越解释他们的误会越多，他们总以为还有多少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给他们用，他们的欲壑是填不满的。因此影响党与工人间的关系不少。在武汉方面因张连光卷款潜逃，林育南认为是项英用人不善，对项英提出过分的责难，李之龙说：“张连光是京汉铁路工人推选出来的，就是用错了他，也不是项英一人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他们争论起来，打了一架。同志间的团结，也发生问题，武汉的工作有很多矛盾，这是一九二三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事。

　　补记：在一九二三年夏天，我党在广州东山陈独秀的寓内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何孟雄、项英、王荷波、邓培、张国焘、阮啸仙等，刘仁静、王俊新从莫斯科出席少年国际第三次代表会议回国，也被邀参加这次的会议作报告。这次会议中陈独秀作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鲍罗廷作了《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报告，刘仁静、王俊作了《出席少年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瞿秋白（负责编《前锋》是党的理论刊物）、蔡和森（负责编《向导》）作了党的宣传工作报告，张国焘作了党的组织工作报告，各地的代表也分别作了各地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

　　（以上的这一段材料是最近会见刘仁静据他的口述和我的记忆补记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惠僧）

　　项英是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仍派在武汉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京汉铁路工运，并参加武汉党委会的工作，他把武汉的这些情况报告中央，请求解决，经过中央的研究讨论，决定仍调包惠僧到武汉负责整理党务，调林育南至上海工作。我接到中央调我回武汉工作通知的同时也接到项英的信，我知道问题的发生与中央这样决定的经过，我很犹豫，但也不能不服从中央的调度，我只好照中央的指示：先到上海接洽工作的方针，在上海住四天，即回汉口。这是我第三次到武汉担任党的工作。

　　武汉区的党务工作和劳动运动工作，从一九二一年冬天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同盟罢工起至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止，是一个发展高潮的时期，各学校都有“学生读书会”、“妇女读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各产业组合中各工厂中都有“工会”或“工会筹备会”、“工会俱乐部”的组织。汉阳兵工厂是属于军事范围，一向是严禁工人集会，也组织了工会性质的“工人小组”。运输工人也组织起“码头工会”，党员已经发展到四十余人。自“二七”工潮以后，反动政府明白禁止工人集会，我们的工运不能不转入地下工作，几个负工运责任的同志行动也受到限制，项英、许白昊、李之龙等都成了军警注意的人物，所以我们的机关部就不能不迁入租界。一九二三年秋末我到达汉口，我们的机关部设在日本租界一栋楼房里，项英同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周天元夫妇和黄子坚等住在这里，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的一个女同志陈云卿的丈夫是洋厨子，不是我们的同志，也常到这儿睡觉，我初到汉口同他们住在一起，我想一个秘密的党的机关部住了这样复杂的人在一起，如何进行工作呢？我同项英商量要改变环境开始工作，项英也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在租界上租房子要有家眷，我租房子时没有办法就把陈云卿同志抓了来。后来周天元、黄子坚知道我住在这里，楼下又有空房，他们要求搬来，我不好意思不答应，就这样将就住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将来可以请他们搬走。”可是为了这一个问题费了很多事，还出了一个乱子。

　　我们的工作开始就是改组区委会，在区委会创组的过程中同张国焘小组织发生了不少的磨擦，结果是我当选区党〔常〕委兼委员长，许白昊当选区党〔常〕委兼秘书，许白昊是有小组织的色彩的，这样的配合，是项英居中调和的结果。我同许白昊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还算处得不错。粤汉铁路徐家棚的工运工作，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我离开武汉后就由刘易华来代替李书渠，这一次我回来又把李书渠代替刘易华，在人事调动中也发生不少的争论，京汉铁路的工作仍由项英负责，人力车夫工会的工作自施洋死了以后就由项英、许白昊共同负责，指导仍是樊一狗、袁告成负责。青年团的工作重点在武昌，刘昌群任书记，陈潭秋以区党委负责指导团的工作。林育南调到上海工作，李之龙调到广州工作，武汉的工作从“二七”工潮以后是沉寂了大半年，经过了这一次人事调动重加整顿以后，各方面的工作又渐有生气。接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央指派刘伯垂、廖乾五、李隆郅（立三）为武汉的代表，武汉此时尚未办理国民党登记党员工作，我们的中央在名义上是指定李隆郅负责武汉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实际李隆郅在湖北的人事不熟悉，又加以国民党右派分子如张桓九、雷大同等从中作祟，李隆郅对这一工作是一筹莫展，他们到广州的三个代表恐怕只能代表他们三个党员，因为新党员还没有办登记，旧党员同他们还没有任何联系，北京办理国民党党员登记是比较早，我还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由李守常负责办理登记填了表但未发党证，武汉及两湖是一九二四年初夏，林祖涵到汉口才开始办理登记，并设立武汉市党部于日本租界。这些情况也可以说明国民党在一九二三年前后进行改组时期各地的改组工作和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完全在马林、鲍罗廷和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

　　我们的机关部因为住的人复杂，完全失去了作用，我们的重要会议多半是到清芬二马路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去举行，写一个重要的文件必须等到夜十二时后一般人睡静了才开始工作，工作上太不方便。我们决定搬家，由项英同周黄两人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要搬家，为得免除军警方面对我们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分开住，项英以为这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周天元是一个狡猾多疑的黄陂人，他经常也和杨德甫一样的看法，以为京汉铁路的救济捐款总还有若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没有尽其所有给他们，他们虽然知道我和项英不经手钱，总以为我和项英可以向共产党要钱给他们，现在我们要搬家，要他们搬出去，认为我们是把他们当外人，不管他们了。他们由狐疑而怀恨，我也提醒项英注意这个问题，他说不要紧。过了几天，我们搬到日租界对面中国地界的华景街华景里一栋民房里，这个地方周天元、黄子坚也知道。又过了半个月，我迁到日租界对面的三元里，项英就住到清芬二马路廖乾五寓内，我的住所是秘密的。在农历过年前，我们还当了几件衣服由项英给了他们一点钱，他们仍然不满意。有一天晚上，项英来我的寓内商量一件工作，刚刚坐下，周天元同罗海澄（失业工人）闯进了我的寓内，要我到茶馆同他们说话，我们知道这是找麻烦的，我还没有说话，项英就说你们的事我负责，他不管。罗海澄是个横人，即破口大骂说京汉铁路的乱子是包惠僧搞起来的，无论如何他不能不负责任，要不然我们就拼，便动手要和我打架，我也只好尽量忍耐同他们敷衍，结果是我们尽其所有凑了五块钱给他们才下台。我知道这是乱子的开始，我要项英注意解决这个问题。项英说：“不要紧，慢慢拖，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无非是要钱，我们如果有钱给他就没有问题。第二我们如果能够给他们介绍工作也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就只有‘敷衍’和‘拖’。”我说：“如果‘敷衍’不下去、‘拖’不了怎么办？”他说：“大不了得我们一路进监牢。”我说：“我们到了进监牢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败。”他说：“不要紧，罗海澄、周天元的胆子也很小，他们也不敢真和我们干，京汉铁路有几百失业工人，将来这样的事还要多，哪里能够对每一个失业工人和对每一件事都能处理周到，叫他们没有话说呢？我们只能一面说服他们，一面尽可能来帮助他们，在张连光卷款潜逃以后，他们也常拿无赖的行为来威胁我，我还不是用‘敷衍’与‘拖’来处理吗？”我认为他这样的看和这样的做是很危险的，果然过了三四天，有几个警察来调查户口，我不在家，接连又有一个陌生的人挨户调查姓包的，我即到日本租界一个朋友地方住了几天，我们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提出两个办法：第一我们建议中央先把杨德甫、周天元介绍在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作，把处理京汉铁路失业工人的事交给杨德甫负责。第二我们建立一个秘密的机关部，项英暂时不要和周天元等见面，我们的行动尽量地对他们保持秘密。这个意见，项英同意并经过区委会通过了，我们即找定英租界对面华界德润里二十三号，全楼共五间，我们几个负责的同志如项英、许白昊、廖乾五、我和我的爱人夏松云、许白昊的爱人秦怡君，还有我的大女儿爱生（才半岁），都住在一起，廖乾五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他早留有胡须，完全是一个老头子的模样，我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完全像一个家庭的组织。房东住在楼下，他是一个商人，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是一个秘密机关。我们差不多是昼伏夜出地工作，林祖涵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汉口任特派员，曾到过这个地方，同我们交换过工作的意见。正在布置汉口市党部的工作当中，杨德甫也由上海回到汉口，我们还没有同他见面。有一天周天元突然来到了我们的机关部，我们见面当然有点惊异，就在廖乾五的房内坐下，周天元很得意地说：“在汉口无论你们搬到哪里我都找得到，汉口每一条马路、每一个弄堂都有我们的弟兄。”他自己说他是洪门的老幺，我们同他谈了一下，送他走了，我就提议马上找房子搬家，先把重要的文件送走，项英、白昊都说我太胆小了，不会有那样严重，廖乾五倒同意我的意见。过了几天，中央来信召集扩大会议，要我到上海去开会，我在行前还提出搬家的问题，他们都同意了，但要等我到上海请中央汇钱来才搬，他们总以为我是过虑。我到上海开完了会，乘船回汉口的途中航泊在南京码头，王荷波从上海坐火车赶来报告汉口机关部被查抄的情形，并带来上海的报纸。我到南京码头已从报纸上知道汉口机关部被查抄，刘伯垂、许白昊被捕。王荷波说中央要我暂不西上，我想我是坐的怡和公司的船，码头在英租界，上岸没有危险，还是先到武汉看看，并与各同志商量一下善后的办法，王荷波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到汉口即住在英租界福昌旅馆，设法找着了我的爱人夏松云，才知道查抄德润里二十三号的那一天是在下午二时，夏之栩也在那里，廖乾五、项英都不在家，当时就把许白昊绑去了，对于女人，军警只监视行动，没有逮捕。廖乾五到下午五时回来，走到弄堂口在香烟摊子上买香烟，香烟摊子的老板说二十三号查封了，不知道是什么事？廖乾五就很机警地向英租界逃跑，一个便探跟着后面追，差不多追上了。廖乾五就闪在路边，对着便探向前跑的姿势横踢一脚，使便探跌了跤，廖乾五继续向租界逃跑，凑巧通租界的一个铁闸门经常是关着的，此时因为京汉、粤汉联运的火车快到了，所以铁闸子门开了，廖乾五三步并两步地跑进了租界，便探就无可奈何了。廖乾五逃到南陵路孙武的家里，才知道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被查抄，刘伯垂被捕。到了半夜，德润里弄堂口的哨兵撤退了，在房子内监视的几个警察也睡熟了，夏松云从我住的房间向外的窗户把夏之栩用绳子吊下去，夏之栩出去才到各同志处送信，否则在那监视他们的三天中，还不知道有好多同志因为接洽工作而进入罗网了。

　　我在福昌旅馆住了一天，找着陈潭秋谈了一些有关善后问题，我和项英、廖乾五都在明令通缉之列，政治环境不改变，我们在武汉是不能立足的。汉口的风声还是很紧，陈潭秋也催我快点离开武汉，我即于次日坐日清公司的船回上海。不久项英、廖乾五也到了上海，项英即在中央负全国工运的责任，我同廖乾五先后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在北伐时廖乾五任第四军张发奎部政治部主任，工作做得很好，一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他仍任第四军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革命军南征抵潮梅战败，廖乾五即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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