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日记重上征途_谢冰莹

重上征途

　　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快乐呢？当我在下午两点钟，得到四点钟要出发的消息时，我简直发狂了！坐洋车我嫌太慢，就三步跨做一步地走回储英源，赶快吩咐几位团员，分头去找她们那些不知道今天出发的同志；我自己的家，就只好整个地交给慕棠去处理了。我坐了老李的包车，到处去找人，幸好在四点以前，居然也找到十六个了；还有四个住得太远，无法通知，只好让她们失望。有什么办法呢？军队生活有时在一点钟之内，就有许多变化的。

　　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解除武装整整地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我没有一天不回忆那一段有意义，有价值，雄壮，痛快的生活；也没有一天不留恋那种又艰苦又悲壮；同时又很有趣味的行军生活，真想不到今天，我又实现十年前的美梦了。我不但一个人能够穿上武装，跑上前线参加杀敌；而且带了十六位小姐，也和我一样地穿上武装，到前线去。她们都是第一次过军队的生活，谁都怀者一颗好奇心，在细细地体念当兵的滋味，谁都在向她的朋友亲戚夸耀：“你看，我今天要上火线了！”

　　在封建势力支配下的中国女人，素来都是被轻视的，他们不但不相信女人有勇气上火线；而且不相信女人能负起任何救国的责任来的。你如果把十年前女兵参加北伐的事实举例给他们听，他还要睁着眼睛骂一声：“胡闹，胡闹！”

　　十年了！时间是多么攸长；但终于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挨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没有一天忘记兵的生活，没有一天忘记兵的使命；可是一直苦苦地等到今天，我才有机会重上征途，与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拚命去，今天，该是个多么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该是个多么值得我高兴，而感到光荣，痛快的日子！

　　我高举着鲜红的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十七个人，大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把路上每一个观众都惊醒了。孩子和许多散学归来的男女学生，也跟着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整个的长沙城，都被我们这些女兵哄动了！到达火车站时，竟是人山人海，把我们围在中间，一会儿，大队伍来了，她们更加提高了嗓子唱着，士兵就站在我们的旁边休息，每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女兵身上。他们的心里在想：“女人也能上火线呢！”

　　本来没有通知一个朋友的，不知从那里得来的消息，瑞林、美珍她们都来了，新闻记者也来了很多，他们拍的拍照，访的访新闻，把我闹得手忙脚乱。一个简单而又雄壮的北上抗敌宣誓典礼举行之后，就是六点半了，但车子仍然没开。恩萍的父亲傅小云先生来找我说话，他是个六十八岁，有了胡须的老人。

　　“先生，我把小女恩萍交给你带到前线上去，是很高兴的，我年纪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只好把孩子送去。先生要时时刻刻督促她努力工作，如果她万一受了伤或者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会感到光荣的！”

　　末了他又把脸转向站在他左边的孩子：“恩萍，记着我的话，我是不挂念你的，你也用不着挂念我。关于前方的战事，我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你也不必给我写信，只要努力救护伤兵，就能使我得到无上的安慰。”

　　孩子是那么睁大着眼睛，呆望着他的父亲不作声；傅老先生呢，虽然在这生离也许是死别的场合中，不但没有丝毫凄怆之意，而且很自然地微笑着。他的背虽然弓了，胡子虽然花白了；但他像一个强壮的青年那么有精神，有朝气。

　　——伟大的父亲！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了。将他和翠珍的父亲来比较，真有天壤之别。那一个听到女儿去前线，就用绑票的方法，将她从产院弄回去禁闭在家里，而且痛骂她胡闹。害得翠珍整天哭泣，绝食，眼睛浮肿得看不见光了；而傅老先生呢，亲自送女儿赴前线，还勉励其他的团员们：“你们不要惦念家里，应该牺牲一切为国奋斗！”

　　听了他的话，谁不鼓掌，谁不感动呢？假若中国做父亲的，都像傅老先生一样地把女儿送上火线，全中国的儿女们都是战士了。

　　感谢孙伏园，陈惟中，席微庸三位先生，给团员们许多宝贵的训词。十年前，我出发北伐的时候，伏老曾经鼓励我，欢送我；如今又轮到他们来欢送，来勉励，在革命的浪涛中，我们又汇合了。

　　最可怜的，是周南和自治的四个学生，她们硬要随我们出发，周南的两位，刚从学校下课跑来，手里还拿着课本；自治的每人夹着一个包袱，她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前线，从下午六点一直到晚上一点半，始终不肯回去，车子开了，她们还在想跳上来。为了她们都是穿的便装，而又没有学过看护，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要她们回去，等训练好了，再加入第二批出发。

　　东北沦亡已经六年了，想要替祖国复仇的志愿，到今天才能实现。我们虽没有武器，不能直接杀敌；但前方的受伤将士，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我们去救护，前方的群众，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我们去宣传，去组织。

　　别了！长沙的朋友们，等到消灭了敌人再见吧！

　　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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