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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日记新序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圣火,继续了八年多,这是我国空前绝后的大战,军民的死伤,无法统计多少,这是一次惊天动地,轰动全世界的战争,是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野心勃勃地,想要继续以往累次侵略中国的经验,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进而妄想一鼓作气,消灭我们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他倾全日本的人力、财力、物力,动员海、陆、空军和妇女,来侵犯我们,不论前线、后方,我国死在他们飞机大炮、枪弹之下的男女老幼,不计其数。

  这场浩劫,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记得清楚,七十岁以上的人,才身受抗战期中的种种痛苦;有的在枪林弹雨中,为保卫祖国死亡,有的受伤,至今成为残疾;有的人在前方,家人已被炸死,甚至有全家大小无一幸存的;至于所有全国民众,在前后方,以及沦陷区,所受的种种摧残、压迫、逃难生活的颠沛流离,母死子亡,真是悲惨到了极点,无法一一描述。

  冰莹虽是一个弱女子,抗战那年,正遇母亲去世,悲伤过度,身体衰弱不堪;然而为了国仇私恨,(我曾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在东京被日本警察捕去监禁三星期,曾受各种苦刑及侮辱,罪名是抗日反满。)。辞别了正在病中的老父,独自赴长沙,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第四军吴奇伟将军部队上前方,为负伤将士服务。于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由长沙乘火车出发,送行者有孙伏园、陈惟中、席微庸、李瑞林、林美珍……诸位先生女士和许多亲友。

  当时参加服务团的有:罗佩兰、傅恩萍、周衡、萧喜英、曹重诲、彭菱娟、彭庆龄、戴雯、王雁虹、王少云、曹泽南、欧阳岑澈、林方、刘庆云、顾虹、田志俊;后来由上海加入的是:袁芝英、张咏芬、罗云绵、章若雾;由苏州加入的是严超(她受过警察训练)、吴人俊(苏州博习医院护士)——还有两位,我怎么也想不起名字来了,真对不起她们。

  今天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的原因,是希望她们本人,或者她们的亲友看到拙作,请给我来电,告诉我,她们的地址及近况,我要给她们写信。自从二十六年在东战场前线,失去连络以后,我常常怀念她们,在梦里偶然见到,醒来总是泪湿枕边;因为我听说她们之中,有人参加游击队,有人在撤退的时候,敌兵在后面追赶,她深恐被俘受辱,就在树上吊死了。这两个消息,四十多年来,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痛苦;还有一位男同志常子春,他是我们服务团唯一的男性。我在长沙时认识他,曾受过高中教育,是一位很忠实的青年;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我要组团上前线的消息,特地从他的家乡衡阳赶来参加,当时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他一定要作我的勤务兵;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你不能阻止我爱国;何况你们都是女性,有什么笨重的行李,你们挑不动时,我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几句话感动了我,立刻答应他去,后来果真应了他的话,幸亏有他帮忙,替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

  收为在这本书里面的资料,分为三部份:“抗战日记”原名“新从军日记”,民国二十七年,由汉口天马书店出版,我没有拿过一文稿费或版税;而且连书都只有一本,后来不知被谁拿去了,一到前年,承师大校友王明生女士的协助,(她在史旦佛大学图书馆服务)借到十本我早年的小说、散文,以及抗战时期的几本小册子——“在火在线”、“军中随笔”、“第五战区巡礼”、“冰莹抗战文选集”、“新从军日记”;可惜“梅子姑娘”和“战士的手”找不到了;还有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篇文章,例如“战士的手”、“裸体杀敌的战士”、“两个小鬼”(参谋长送给我的两个小勤兵)、“我们是怎样消耗敌人子弹的?”、“敌军在鄂东沦陷区的暴行”、“魔鬼统治下的武汉”、(分上下两篇,发表于武汉日报),“战地归鸿”、“杀到东京去!”(独幕剧)等,如今都找不到了。

  第二部份资料,“第五战区巡礼”,包括台儿庄胜利前后的报导作品。

  第三部份,也是我第三次上前线的日记。那是后方勤务部、和基督教负伤战士服务协会办的伤兵招待所。负总责的是范定九先生,总会办事处设在重庆。首先登报,招考有志赴前方,为负伤战士服务的大专或高中男女学生若干名,录取后,集中宜昌训练一个月,即分发至沿公路设立的伤兵招待所服务。主要工作,是为伤兵换药,招待饮食茶水,安排担架、慰问……

  我参加这个服务团,是因为由东战场退下来以后,内心郁郁不乐,没有看到消灭日本鬼子,总觉得不甘心,时刻都想再上前线。回到重庆,我为教育部写了《毛知事从军》等五篇通俗小说,还替新民报编了几个月的副刊——《血潮》。

  为了要实现我上前方的志愿,自动去找范定九先生,他那时正愁考取的女生,没有人率领指导,于是就很高兴地将十二名女生,由我带到宜昌参加受训。课程方面,包括救护常识、宣传工作、防护常识、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墙报标语、漫画)、国际现势,国内现状、敌情分析等。

  我的日记,六十年来,都不间断的;可惜曾经在金城江被贼偷走一本,在老河口,被强盗抢去一本,这就没有办法补写了。

  为了便于装在军装口袋里,所以我用的是那种四英寸半长,两英寸半宽的小本子写日记,有时在防空壕、或者战地、野战医院、船上、车上,任何地方,只要有时间,一坐下就可靠着膝盖写。那时候,我的眼睛很好,写的字像绿豆那么大,有时很潦草,现在要我一天天抄下来,我宁可牺牲这些材料,也没有勇气抄了,这并不是我偷懒,而是因为眼睛流泪的关系。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王痖弦先生,他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问我抗战时间,出版了那几部作品,我告诉他之后,他在联合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登出我那几本书名;还要感谢赵滋蕃先生的关怀,他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也曾提到拙作,引起了好几位热心的朋友来信问我,抗战时期的作品,为什么不再版?这时我才想起当时,用将士们牺牲生命的宝贵资料写的日记,为什么我不再版?让五六十岁以下的中年青年朋友,了解当年的重要历史之一,也算我替国家,尽了一点微薄的责任。

  第三次上前线,我没有把日记抄下来,原因在前面说过,字迹太小,我看不清楚,加之在第五战区,第一战区工作不久,我就到西安创办《黄河文艺》月刊去了,所以这时期的工作,远不如在东战场的热烈、紧张。(将来万一我的眼睛有好转的一天,也许我会再整理出版)

  为了附录的两篇文章《抗战期中的妇女训练问题》和《怎样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考虑了很久,究竟应不应该附在后面?最后我想到中国的许多妇女问题、儿童问题,仍然存在,我这一得之愚见,也许献给正在从事妇运工作的朋友,或许可以抛砖引玉,希望专家多多指正。

  当我花了两个多月的功夫,整理这部稿子的时候,我是非常痛苦的!我一字一句读下去的时候,眼前彷佛站着那些受伤的将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耳朵里彷佛听到他们的呻吟,我曾好多次放下笔来流泪,我的情绪在变化,有时伤心,有时高兴,有时痛恨日本鬼,为什么我们的先总统要以德报怨,不讨回敌人的血债,八年多苦战,我们的损失太多太大了,至今回忆回来,犹有余恨!

  至于高兴,是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伟大而神圣的抗战,虽然我献出的力量,是那么微弱得可怜;但比起在后方挨敌机轰炸的同胞来,我究竟幸运多了。

  最后,我要特别请求读友们原谅的,这些在前方的菜油灯下,或者野战医院、防空洞里写成的报导文字,没有时间去推敲词句,文字的拙劣、直率,可想而知;但是朋友,这些是抗战将士,和前后方受难同胞的血肉所换来的史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特别珍惜的。

  中华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三月廿九青年节,序于旧金山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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