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日记新序_谢冰莹

抗战日记新序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圣火，继续了八年多，这是我国空前绝后的大战，军民的死伤，无法统计多少，这是一次惊天动地，轰动全世界的战争，是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野心勃勃地，想要继续以往累次侵略中国的经验，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进而妄想一鼓作气，消灭我们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他倾全日本的人力、财力、物力，动员海、陆、空军和妇女，来侵犯我们，不论前线、后方，我国死在他们飞机大炮、枪弹之下的男女老幼，不计其数。

　　这场浩劫，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记得清楚，七十岁以上的人，才身受抗战期中的种种痛苦；有的在枪林弹雨中，为保卫祖国死亡，有的受伤，至今成为残疾；有的人在前方，家人已被炸死，甚至有全家大小无一幸存的；至于所有全国民众，在前后方，以及沦陷区，所受的种种摧残、压迫、逃难生活的颠沛流离，母死子亡，真是悲惨到了极点，无法一一描述。

　　冰莹虽是一个弱女子，抗战那年，正遇母亲去世，悲伤过度，身体衰弱不堪；然而为了国仇私恨，（我曾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在东京被日本警察捕去监禁三星期，曾受各种苦刑及侮辱，罪名是抗日反满。）。辞别了正在病中的老父，独自赴长沙，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第四军吴奇伟将军部队上前方，为负伤将士服务。于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由长沙乘火车出发，送行者有孙伏园、陈惟中、席微庸、李瑞林、林美珍……诸位先生女士和许多亲友。

　　当时参加服务团的有：罗佩兰、傅恩萍、周衡、萧喜英、曹重诲、彭菱娟、彭庆龄、戴雯、王雁虹、王少云、曹泽南、欧阳岑澈、林方、刘庆云、顾虹、田志俊；后来由上海加入的是：袁芝英、张咏芬、罗云绵、章若雾；由苏州加入的是严超（她受过警察训练）、吴人俊（苏州博习医院护士）——还有两位，我怎么也想不起名字来了，真对不起她们。

　　今天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的原因，是希望她们本人，或者她们的亲友看到拙作，请给我来电，告诉我，她们的地址及近况，我要给她们写信。自从二十六年在东战场前线，失去连络以后，我常常怀念她们，在梦里偶然见到，醒来总是泪湿枕边；因为我听说她们之中，有人参加游击队，有人在撤退的时候，敌兵在后面追赶，她深恐被俘受辱，就在树上吊死了。这两个消息，四十多年来，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痛苦；还有一位男同志常子春，他是我们服务团唯一的男性。我在长沙时认识他，曾受过高中教育，是一位很忠实的青年；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我要组团上前线的消息，特地从他的家乡衡阳赶来参加，当时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他一定要作我的勤务兵；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你不能阻止我爱国；何况你们都是女性，有什么笨重的行李，你们挑不动时，我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几句话感动了我，立刻答应他去，后来果真应了他的话，幸亏有他帮忙，替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

　　收为在这本书里面的资料，分为三部份：“抗战日记”原名“新从军日记”，民国二十七年，由汉口天马书店出版，我没有拿过一文稿费或版税；而且连书都只有一本，后来不知被谁拿去了，一到前年，承师大校友王明生女士的协助，（她在史旦佛大学图书馆服务）借到十本我早年的小说、散文，以及抗战时期的几本小册子——“在火在线”、“军中随笔”、“第五战区巡礼”、“冰莹抗战文选集”、“新从军日记”；可惜“梅子姑娘”和“战士的手”找不到了；还有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篇文章，例如“战士的手”、“裸体杀敌的战士”、“两个小鬼”（参谋长送给我的两个小勤兵）、“我们是怎样消耗敌人子弹的？”、“敌军在鄂东沦陷区的暴行”、“魔鬼统治下的武汉”、（分上下两篇，发表于武汉日报），“战地归鸿”、“杀到东京去！”（独幕剧）等，如今都找不到了。

　　第二部份资料，“第五战区巡礼”，包括台儿庄胜利前后的报导作品。

　　第三部份，也是我第三次上前线的日记。那是后方勤务部、和基督教负伤战士服务协会办的伤兵招待所。负总责的是范定九先生，总会办事处设在重庆。首先登报，招考有志赴前方，为负伤战士服务的大专或高中男女学生若干名，录取后，集中宜昌训练一个月，即分发至沿公路设立的伤兵招待所服务。主要工作，是为伤兵换药，招待饮食茶水，安排担架、慰问……

　　我参加这个服务团，是因为由东战场退下来以后，内心郁郁不乐，没有看到消灭日本鬼子，总觉得不甘心，时刻都想再上前线。回到重庆，我为教育部写了《毛知事从军》等五篇通俗小说，还替新民报编了几个月的副刊——《血潮》。

　　为了要实现我上前方的志愿，自动去找范定九先生，他那时正愁考取的女生，没有人率领指导，于是就很高兴地将十二名女生，由我带到宜昌参加受训。课程方面，包括救护常识、宣传工作、防护常识、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墙报标语、漫画）、国际现势，国内现状、敌情分析等。

　　我的日记，六十年来，都不间断的；可惜曾经在金城江被贼偷走一本，在老河口，被强盗抢去一本，这就没有办法补写了。

　　为了便于装在军装口袋里，所以我用的是那种四英寸半长，两英寸半宽的小本子写日记，有时在防空壕、或者战地、野战医院、船上、车上，任何地方，只要有时间，一坐下就可靠着膝盖写。那时候，我的眼睛很好，写的字像绿豆那么大，有时很潦草，现在要我一天天抄下来，我宁可牺牲这些材料，也没有勇气抄了，这并不是我偷懒，而是因为眼睛流泪的关系。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王痖弦先生，他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问我抗战时间，出版了那几部作品，我告诉他之后，他在联合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登出我那几本书名；还要感谢赵滋蕃先生的关怀，他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也曾提到拙作，引起了好几位热心的朋友来信问我，抗战时期的作品，为什么不再版？这时我才想起当时，用将士们牺牲生命的宝贵资料写的日记，为什么我不再版？让五六十岁以下的中年青年朋友，了解当年的重要历史之一，也算我替国家，尽了一点微薄的责任。

　　第三次上前线，我没有把日记抄下来，原因在前面说过，字迹太小，我看不清楚，加之在第五战区，第一战区工作不久，我就到西安创办《黄河文艺》月刊去了，所以这时期的工作，远不如在东战场的热烈、紧张。（将来万一我的眼睛有好转的一天，也许我会再整理出版）

　　为了附录的两篇文章《抗战期中的妇女训练问题》和《怎样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考虑了很久，究竟应不应该附在后面？最后我想到中国的许多妇女问题、儿童问题，仍然存在，我这一得之愚见，也许献给正在从事妇运工作的朋友，或许可以抛砖引玉，希望专家多多指正。

　　当我花了两个多月的功夫，整理这部稿子的时候，我是非常痛苦的！我一字一句读下去的时候，眼前彷佛站着那些受伤的将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耳朵里彷佛听到他们的呻吟，我曾好多次放下笔来流泪，我的情绪在变化，有时伤心，有时高兴，有时痛恨日本鬼，为什么我们的先总统要以德报怨，不讨回敌人的血债，八年多苦战，我们的损失太多太大了，至今回忆回来，犹有余恨！

　　至于高兴，是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伟大而神圣的抗战，虽然我献出的力量，是那么微弱得可怜；但比起在后方挨敌机轰炸的同胞来，我究竟幸运多了。

　　最后，我要特别请求读友们原谅的，这些在前方的菜油灯下，或者野战医院、防空洞里写成的报导文字，没有时间去推敲词句，文字的拙劣、直率，可想而知；但是朋友，这些是抗战将士，和前后方受难同胞的血肉所换来的史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特别珍惜的。

　　中华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三月廿九青年节，序于旧金山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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