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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写作的?(1)


  不应该发的牢骚

  说来惭愧,如果从我出版“从军日记”那本小册子开始算起,到今年我已整整地写了二十六年的文章,可是有没有什么成绩?没有!徒然在我的行李中增加了一些重量;为了这三十本小册子,使我带来带去,有些连封面也掉了,里面的字迹也不见了,也有缺了页数的,我仍然舍不得抛弃它,老觉得它等于是我亲生的孩子,是用我的心血哺育出来的,它长得不好看;或者营养不足,发育不完全,这只怪我的力量不够,照顾不周到,我不能讨厌它,因为它是我底心血的结晶。

  这种心理,我相信凡是写文章的人,想必都有此同感,所谓“敝帚自珍”,就是这个意思。

  提到我的写作生活,真是感慨万千,好像一部廿五史,不知从何说起。原来,对于文艺,我只是爱好而已,从来没有野心想要踏进文坛,更不敢希望有成为“作家”的一天。还记得我生平第一篇作品——“剎那的印象”发表时,是用的“闲事”做笔名,后来有位哥哥的朋友在武昌高师(那时还没有改武大)办了一个文艺周刊,他来信索稿,我寄了一篇去,用的笔名是“微波”,等到发表时,竟改了“冰莹”二字。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明改“冰莹”二字的理由。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冰心的作品,根本不知世间有冰心其人,后来有人问我是否因为前有冰心,后取冰莹,实在绝无此事,我应该郑重声明的。

  我的名字,本来是鸣冈,因为投考中央军校时,为了当代表反对复试而遭开除,只好改了冰莹又去报名,参加第二次考试,从此就用这名字发表“从军日记”,一来纪念这位朋友;二来名字多了也不大好,尽管后来被我用过的笔名有二十几个之多,而用得最多的还是这两个字。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写作生活来,我一定会对他发一大篇牢骚。命运对我是残酷的,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尝到人生的痛苦滋味;一直到老,整天脱离不开“穷”,“忙”,“病”,“苦”。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写过一部稿子,也从来没有好的环境给我写作,每次发表文章或者出版一部书,都是在两种情形之下逼出来的:一是朋友逼稿,限期缴卷;二是我穷的不得了,非写稿换米不可!尤其自从抗战开始到现在这十七年中,我的生活是空前的忙,空前的苦;在这段艰辛的日子里,我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始终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一天。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已经势难兼顾;何况我还要身兼下女,一日三餐,已经够我麻烦了,加上还要编讲义,改那么多的作文卷子;更何况还要替一些不相识的青年朋友改作文,回信,解答问题呢?

  第一部引起我对于文学发生兴趣的作品

  从我五六岁有记忆的时候开始,脑海里便深深地印着父亲吟诗的印象,有时他教二哥和三哥念诗;有时摇头摆脑自己在做诗,我不懂他哼些什么,只觉得那样子非常有趣,用一句现成话来说:“富有诗意。”父亲见我呆呆地站在旁边,他就开始翻出“随园女弟子诗集”和“唐诗三百首”来教给我念,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首诗念过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我并不了解其中的意思。

  大约是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在楼上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本“水浒传”,前面几页已经不见了,线也断了,首先是一些人像吸引了我,随手一翻,就看见武松打虎,觉得非常有趣;从此这部书好像有一种什么魔力把我的心整个地占有了,我看完一段,就喜欢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小朋友听,慢慢地连大人老太太也都喜欢听我讲故事了,这是我与文学结缘的开始。

  进高小的第一年,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不懂究竟那些作品的主旨表现什么?我只觉得我在读它的时候,心里感到一种形容不出的感动,难过;看完了还想看,一连看三四遍,不但不讨厌,而且还觉得越看越有心得呢。

  进了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我看书的机会来了,同学们选举我做学术股干事兼图书管理员,我常常把新到的书藏起来,等自己先看完了再借给别的同学看。我像个贪得无餍的人,不管这本书好不好,抓到就看,直到民国十五年的春天,我陪着二哥在岳麓山养病的时候,他才指导我正式走上文学之路。

  从此,我与文学结了不解之缘,为了它,我受过不知多少苦;可也得过不知多少快乐,不论在什么艰苦、困难、危险的环境里,我从来不埋怨它,不讨厌它,我把它当做是我的爱人,我的第二生命,我愿与它相依为命,一直到老死为止。

  第一次受打击

  在中学时代,我最喜欢的功课是国文,在五年中,换了三个国文老师:一位陈老师是地道的八股先生,他所选给我们读的都是骈体文。不管我们听了感不感觉兴趣,懂不懂每课的意义,他只是在讲台上闭起眼睛来念,把老腔调拉得像乡下女人哭丈夫似的又长又难听;他要我们都做文言,而且要做四六对句。于是有少数同学就拼命抄书,请别人代作,我虽然不喜欢八股文,也只好勉强作文言文缴卷;有时连上国文课我也偷看小说;上几何代数时,照例不听讲,等到月考来临就开夜车,借同学的练习抄一遍。那时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一天看十几万字是常事,明知在讲堂上看课外书是犯规的事,只因文艺的吸引力太大,使我无法控制。我自己是过来人,后来当了老师,看见学生在上课时看小说,我非但不检举他,反而原谅他。

  第二个国文老师是周东园先生,他是提倡白话文最有力的一位,他改的文章又快又好;第三位教我们国文的是李青崖先生,他专门研究法国小说,尤其对于福罗贝尔和莫泊桑推崇备至。我高兴得几乎发狂,以为得到了一个好导师,从此可以好好走上文学之路了。我用尽心血,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小说——《初恋》,请他修改,他却把作文簿子往抽屉里一塞,至今没有还我。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改?他说:“在五百字以内的我改,长了恕不负责。”并且告诉我当初福罗贝尔教莫泊桑写小说,也是从短篇入手的,所以莫泊桑后来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可怜我那时什么也不懂,文字还没有写通顺,怎么知道写短篇小说呢?那怕《初恋》写的再不好,他也应该看一遍,指示我自己如何修改才对呀;然而他竟连一个字也不看,未免太使我伤心了!

  经过这一打击之后,我不但不灰心,反而再接再厉地更加努力写文章了。当处女作——《剎那的印象》在长沙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之后,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想既然要发表给许多人看的,就不能拿作文来比;作文只给老师一个人看,而且有不妥的地方,老师会替我修改;一个编辑先生,他收到的稿子很多,一定先用那些成熟了的作品,绝没有时间来替我修改;同时我对于投稿的看法是试验性质,如果发表了,我觉得这是侥幸;不发表,我绝不气馁,更不埋怨那位编辑先生,不该把我的心血,丢进字纸篓里,一直到现在,我还保持这种态度。

  前年冬天,一位同事的学生,要在凤山办一个什么刊物,要我写篇《女兵生活的回忆》给他,我真的写了,后来那人的刊物没有办成,连我的文章,也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位同学怕我难受,见了便说:“青年人没有责任心,实在太对不住你了!”我连声回答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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