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王统照

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1)

　　这个题目，我自知是过于重大了，恐怕不是我所能作得完全的。但我向来对于任何事物，都保持着一个批评主义：——自然不是独限于文学——以为不论是什么，我们立足在现代的潮头之上，当然要不畏风波，不惮艰险的用澄明的眼光，判断的意志去透视去判断一切建筑在幻影上的东西。固然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没有不是建筑在幻影的上面的，惊天动地的事业是如此，而所谓典章，制度，学问，著作，照更上一层的见解，去加以考察，也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我们既然生存在某种幻影之下，总是任管有何愿力，却不能破此幻影之纲，而飞空他逝，且是即不能不讲求研究在此幻影下的生活的方式。与我们每日每时都有关的生活的方式，究竟不可蔑视。

　　这是哲学上的实在论所由产生，而也是由一切一切的所由造成。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已为这个问题，讨论出好多的道理来。我在这篇文字中，不是去提出人生问题，加以邃密的研究，所以略而不论。但我相信我们既然生存在一种幻影之下的生活里，同时不能不承认种种表现出的生活的方式，存在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对于一切的事物，不能不用慧眼的批评的主义，去估定一切的价值，去求其更完善而日达于完美的地位。

　　那末，我们对于文学也要持守着同一的态度，因为文学也是在幻影下表现人生生活方式的一种；而且更可说与生活上有每日每时更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旧文学，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况且几千年来，也自有其悠久的历史，更与过去的时代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对于一切的事物，保持着批评的精神，对于文学是这样，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也是用同一的态度。这就是我作此文的动机与感想。

　　这篇文在以上抄录下来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他的见识，与对于他以上所引证的诗骚见解，自然是不可多得，但是详细推究他这篇文字中的见解，的确不是由归纳方法中得来的。他不将历代的文学著作，全体合来，加细密的分析，而后举出物色在文学中应该有何等特别的作用在内，只是一层一层的推阐着往外说，末后方加上几句论断，虽说也自有特识，然实在不能予我们以文学上物色的特点何在。这一半是由用六朝时流行的骈文文体，不能作详细至深密的说明；而一方面也是批评方法，未曾用得恰当的缘故。我不是苛责中国古人的批评文章，但自来不善用归纳的方法，那是不可讳言的。

　　这一种的批评，在应用上极为困难，且是在中国的著作林中，可以武断一句说，向来就没人用过。要说明此处所说解释（interpretation），不是笺咧，注释的那类解释。此处的解释，就是对一种作品的人物，特别的印象，布局，主义，及其全篇的顶点等等，加以证解的说明，而表示其优劣，与艺术上应用的巧拙。绝对不是仅仅对于一种作品去注出一个简单而浮浅的概念便算完了。其实这种批评法，是包括了归纳与判断的两种方法在内。更进一步说，它是立在批评之主要而精密的地位之上，对于归纳与判断两种方法，更加以周到的说明。我们知道归纳的方法，是用观察与集合的方术，而求得出一种新的印象，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判断的。

　　方法却重在比较，鉴别，与论断方面。至于研究与发现一个作品中人物与事迹的关连，描写与叙述的工夫，色彩的表现，与精神的密接，使读者多得到一点细密与有组织的了解，那非用解释批评的方法，是不完全的。我们要详密的了解作品中全体的精神分析，与集合，以上的层次，万不能缺乏。所谓解释批评，就是使得判断批评，更有些清楚的界限，与细密的解释。就是对于细节上更多得出些疑问之点来。而在一般的通解之内，去观察到那些细节的调和与统一。

　　其次是用这些疑问所获得的有结果的通释，预备着去作宽广的通释的基础。这种批评，细密而繁琐，在极短的作品中，可以不去用它，而要去批评长篇大著的文学著作，非用这等细密的功夫，那是不能有完全的成就的。而且不用这种批评，是仍然不能逃出浮光掠影之弊。这种批评的方法，是近代的产物。在欧美的有名批评家，大半须利用这种批评方法。而在中国，还没有人合宜的去用它，作批评的指针。更何况古代呢？

　　近来对于旧文学的整理，已有人作出概略提议出来了，我因为一时没有多大的工夫，能做长篇的文字，便先在此文中，将我一己对于批评旧文学的方法，约略叙出。

　　解释方法，极为细密，我在此段中，只说个梗概，贡献出这点意见，以供从事此途的参考。他日有暇，还想专为这一种批评的方法，作更为详述的文字。

　　莫尔顿说：“判断的批评，是由文学之特别片断中，得来的领受到原理的适用。”然而不先有归纳方法，将文学中之特别片断，搜集与考证起来，那末，如何能从一个整体的作品中去寻找得到原理的领受？例如我们要去批评唐代的小说，这两种方法是要同时并用的。必须先用归纳的方法，求得小说之体裁的范围，因为我们不能按照旧章说，凡是唐人所作的杂记之类，都是小说。如《朝野佥载》，如《开元天宝遗事》，如《妆楼记》，《岭南述异》等，或记典故，或叙琐事，断断不能称之为小说。然则从甚多的唐人的小品文字中，去求得有小说风格与体裁之价值的，当然一方面用归纳的方法，从事比类，收集。一方面即不能不用判断的方法，加以鉴别，分析。再就其比较有小说之相似的体裁的，也不只一篇，然而又不能不完全靠着判断的方法，去从事分别个优劣，如《东城老父传》，如《虬髯客传》，《黑昆仑传》，《柳毅传》，诸作之中，再加以判别，而明其真值的比较。其次可以单就一篇说最有名的是《虬髯客传》了，若要去详细批评起来，除了归纳方法的应用之外，更须判明在这一篇中的特点何在。所谓那些特点，或是描写风景，人物，或是一篇的立意所在，都应确实详密的指出。如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据我所见——“……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用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

　　这段文字，虽是用文言写出，而精神如现，且备有深意。用判断方法时，最宜注意此等一篇中或一部书中之顶点。而且即就此一段中，加以判别，亦应用特别表现出原作者的精神的法则，而予以论断。这也是用判断方法，所应留心到的。

　　而即就上面所说，也可明了解释的批评的大概了。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曾有几句话说道：“……韩退之曰：记事必提其要，纂之者必钩其元，其所谓提要钩元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漫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哉物？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者。……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其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这段议论，在现在看去，不但不觉得奇怪；而且还感到浅薄。

　　但在旧文学的批评中，能以这样的论断与见解的，已不多见。中国旧日的文人，很少有人能真正够上批评二字的资格，即有其人，除了一二卓识者之外，大都不过是寻章摘句，作那种排比捋扯的工夫。章实斋所谓论文，多言读书养气，博古通经，亲师近友，取材求助这些话，虽有些与近代的批评精神不相符合，而其意义，却可以有相通之处。因为我们要批评一本文学书，是要对于其作品的全体，先要明了，而后对于作家的性质，风格，环境，与所处的时代，以及其时代的特别影响，都要全罗列于胸中，然后再加以自己的见地；自己对于作家的思想，有彻底的观察，或与其他作家相比较，这样再下批评，尚可不致有大的错误。所以章实斋这几句平凡的论文之言，可以称为中国旧文学批评的不完全的归纳方法。

　　有些人以为判断的批评，便是主观的批评，其实这是错误的。原来判断批评是Judicial Criticism，而主观的批评是Subjective Criticism。其中的界限，是非常清楚，不能混淆的。我们看下面的话：“裴说云：‘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贫守静，自少至老，饱谙此味矣。”又如：杜牧之《华清宫》诗云：“长安西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记：明帝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又如《世说新语》有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拣金，注注见宝。”

　　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多半是一样的笼统而武断。固然也有极恰切而不可移易的，而大多数却不能将作品怎样有这等价值，与为什么有这等价值之处叙明，其结果只可谓之为主观的批评，不能冒充判断的批评的名称。所谓“判断”，绝对不是武断。须要有根据，要有修辞学与论理上的根本，要有鉴别的眼光，与精当的论断，方能称为判断。要用此方法，必先对于一种作品，用归纳的方法，做第一步的预备，然后方可应用，否则至易流入用纯粹的主观而下武断的批评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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