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自序)_王统照

自序

　　自从《山雨》出版后，我早已不想写小说了。在欧洲十几个月，流连风物，博搜广揽，比较之下，更觉出祖国现在文化的贫乏，有工夫多用在调查读书两件事上，除掉偶尔写几行笔记以应友人之约外，可说什么文字也没有动笔。每每在旅居寂寞中想，写什么呢？像自己所知，所得，所能，能写出何等的文字来？希望它，给我们这样古老民族一点点精神上的食粮，与提示，或激动，惭愧！自己缺少天资与素养，读到外国学术与文艺的名著，更不愿东塗西抺了。

　　去年回国后，百务縈心，更添上许多不痛快的感动。夏间忽得胃病，在海滨休养，那时《文学》的编者傅东华先生连函邀约，一定要我多写点创作的文字。迫不得以，冒然答应下来，写一个连载的长篇，其结果是在九十度的暑日与初凉的秋风中完成了《秋实》的上部。

　　动笔之前太匆忙一点，虽在自己的意念中早有了概略的构图，但搜罗材料上却大感困难。止就上部说：人物与事实十之六七不是出于杜撰——如果是在我家乡的人，又与我熟悉，他准会按书上的人物指出某某。但难处也在此。今日的小说不能纯靠事实，如左拉的著作那么确实；与他细心观察的事物丝毫不走样子。但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者至多也不过对事物不走原样而已，究竟还得加以文字变化的组织。我常想：在现代写小说只是剪影罢了；而且只是剪的侧面黑影，至于由这非全面的影子扩展，变化，推及其言语，动作；推及其与他人，与大社会的种种关系；更往深处讲，由这个侧影能透视其心理与个性，因之造成自己与社会的悲剧或喜剧；更由这偶然或必然造成的事件（戏剧）上显露出社会的真态——不，应分说是“动态”，这绝非旧日的自然主义或纯客观的写实主义者的手法能表达的出。重要点还得看作者的才能与其素养。不错，这个长篇中的人物与事实固然有其八九，但那一分（就说是一分罢）已经很够下笔的了！初时我觉得容易，因为有现成的人物与事实，稍加渲染，不是“事半而功倍”么？哪知既写以后便逐步感到棘手，被限制于人与事，纵然作者可有自由变动的笔底下的权力，但与完全想像或杜撰的题材不同。何况是时间久了，我当时由直接间接获得的印象，事实，早已划成片断，要补缀一件整齐衣服，自然处处都显出针线的痕迸。我又不想把这书中的人物过分的典型化了，时时要表现出几个主角的特殊个性——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完全由于笔下随意刻划，因此，下笔时大不似预想的容易。

　　段落、字数上倒还能略如所计，虽然总名是《秋实》，原想分两头——分上下部写。上半部尽力描写几个人物的《春花》，他们的天真，他们由各个性格而得到的感受，激动，与家庭社会的影响。在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由五四后到民国十二三年）他们扎住了各人的脚根。像这样写，自然有许多地方是吃力不讨好，人物多了容易有模糊笼统之处——本来那个时代的青年易于描写成几个定型。再则，他们活动的范围有限，学校家庭，与社会的一角，写来写去，能不惹人烦厌已经费心思不少。可是，反过来说，没有前半部便从橫断面写起，固然有奇峰橫出，飞瀑断落的兴味，还过我还是有我的笨想法：造成一个人生的悲剧或喜剧，不能纯着眼于客观的事实——即环境的一般的变化，而也有各个人物之主观的心意而来的变化。这问题虽似简单，却很复杂，同属于一个阶层，而他们的发展绝不会事同一例。远追上去，大环境中还有小环境的复杂关系，而遗传与家庭的教养我们又焉能轻视。写小说欲求其真，不是只靠着极普通的几份角色的面型便以为能尽描写之能事。这里便是经验的关键。有意识，有丰富的想像力，如果没有点经验上的根据，那不成为公式主义的复现，便是空想而无当于事实。“恰如其分”正似写好字的书家一样，一点，一勾，都现神采；一整，一斜，都能调谐。有什么标准与老规距？这真是一个最难解答的疑问。不管有多少小说讲义与小说法程一类的书籍，终难把这一点“巧力”给予作者。

　　也因此，这个上半部的《春花》我着眼于上述情形，写完后再看一遍，不免过分注重于个性的发展，太看重这一层，便觉得有些地方是硬凑，是多余了。

　　我的计划想在下部实写他们的秋天。的确，他们现在也如作者一样是在清冷严肃的秋之节候里了。真正没了春日的灿烂，与一股劲地向上发扬；不管是趋向于哪方面，那时，这部书中的几个主角都是一股劲的。如今连丰缛的夏日也不相似。时间哪会曲饶过一次的人生！在这露寒，木落，已经熟成的现在，他们也真的已具有定型了。虽然各个角色在这十数年中扮演的种种戏剧，彼此不同，但漂泊在飞涛中的孤舟，各到达边岸；有的或者是沉落下去，因为各人张帆，撑篙的本领不一样，而停泊的边岸也不在一处。秋雁惊鸣，风淒露冷，他们对于这气候的变幻与自己的奔波，何能不自然了！同时他们在春末时季的出发并非只由于一时的高兴，而各有其客观的条件。借了他们的行程，与奋斗，挣扎，沉溺，更可显露出这个时代中社会变动的由来：是——

　　社会生活决定了人生，但从小处讲也是——

　　个人的性格造成了他与社会生活的悲剧与喜剧。

　　空泛地把任何人的变化归功或归罪于普遍的社会变动，怕不是一个精细观察者所应当取的态度。

　　总名原用《秋实》二字，意即在此，我作此书的意义也在此，没有什么更远大的企图。

　　下部更不象上部的单纯了，生活与思想上的分道而驰，结成了各人的果实。同时也可见出他们接触到社会的多方面：政治的，军事的，教育的，各种社会活动在那个大时代中特具的姿态。

　　搜集资料，为下部我确实费过不少的心思。曾用笔记录过他们生活上的小节，与时间上的遇合；曾问询过他们的朋友与同调的人物。既然分道而去，与上半部都还是不甚相差的学生生活便隔得远了。

　　因为我想把这几个主角使之平均发展，力矫偏重一二个人的习惯写法，怕易于失败。分开看似可各成一段故事，但组织起来，要在不同的生活途径上显示出有大同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动态，纵然对于动态的原因，结果不能十分刻露出来，可是我想借这几个人物多少提示一点。

　　所及的范围过大，易于“顾此失彼”，但是下笔之始便已觉察得出的。

　　《文学》登过上部后，因太长了，我决定停止续登下部，也因此便将未完之作搁置下去。现在，“良友公司”愿全部付印，先将上部取去，分两册出版，正好将“春花秋实”四字分用。

　　我曾顾及分册出版的办法是否相宜，好在上下部各有小起落，虽非完作，尚可约览。略述如上，读者或易明了。

　　二十五，十一，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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