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王若飞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

　　一、毛主席对大革命的估计

　　“八七”会议与六大已作了某些正确估计，指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土地革命不对的地方；但未指出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武装斗争。然而今天毛主席已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特点是“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

　　依据中国阶级关系的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中国除了国共两党外，没有第三个大政党的可能。而两个极端是有很大力量的，因为无产阶级后面有苏联，有世界革命；而资产阶级后面有帝国主义；中间虽大，但政治上不强而无力，必须依靠一方面，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党不认识的。毛主席已因此特点，认为对资产阶级的联合问题，则是与资产阶级争夺中间阶级的领导权。

　　“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明确的认识到。军队是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有军队就能产生党，产生政权，产生民众运动，……一切工作。除毛主席外，只有斯大林在大革命时就认识到（见国际七次扩大会决议），而那时党未采纳斯大林重视武装斗争的意见。

　　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放在根据地还是放在白区？在大革命失败后是弄错了的，把中心放在了白区。

　　陈独秀在“造国论”中亦提到组织国民军，而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又反对搞武装，多少受了洋教条影响，即要在革命成功后搞武装。而孙中山则不同，同盟会时期即搞军事及根据地；故当其见越飞时，就谈判武装援助问题。

　　一九二一——二六年参加北伐，不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只片面着重群众运动，国民党一反动，什么都完了。毛主席说：“正确地解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建”这三个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全部问题。毛主席对大革命的估计，见“两条路线”二〇五页。他所说的初期是由一九二一到首都革命，中期是首都革命到三次暴动，后期是“四一二”以后。过去有两个很紧急的时期：（一）大革命的上海三次暴动时，（二）“九一八”事变之后。如果我党管理好了，蒋介石不会有今日。大革命时代，我党准备了群众，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均无准备。

　　“八七”会议与六次大会，都未着重涉及战争与战略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党搞暴动是正确的，但如何搞，则尚不知道。由搞暴动使党认识了乡村，认识了武装斗争，这是“逼”出来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准备时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

　　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二、五四到中国共产党产生。

　　（一）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觉醒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听到了“劳农政府”与“劳工神圣”，给了中国以很大的影响——从思想到行动。五四蔡元培在天安门讲演，亦拥护“劳工神圣”。

　　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成了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中国民族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因此苏联对中国给以直接帮助；一九一九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二〇年又照会重申平等，一九二一年远东共和国主席优林到了北京，有进步的大学教授招待，给了中国很大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革命实际的援助，国际派人来中国帮助中共的建立，国民党的改组，解决人才、干部、物资、武器等。毛主席在论中国革命特点时，指出中国地理上靠近苏联是有利的。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共的成立（见《新民主主义论》）。五四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二）中共的产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一月）

　　经过了一个酝酿的过程，十月革命的影响早，但理论来得迟。当时讲无政府主义的有刘师复、江亢虎，还有李季、李达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此时成立了社会主义小组。在上海陈独秀、李达、陈望道、余秀松成立了工读互助社。在北京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在湖南毛主席、蔡和森、蔡畅、郭亮、易礼容、李富春组织新民学会，其中有一部分人至法国，如蔡和森、李富春、罗迈、郭春涛、萧子升，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湖北有共学社恽代英、萧楚女。广东新学生社有杨英、彭湃、罗绮园、杨石魂、张善铭、冯××。天津觉悟社周恩来、邓颖超、刘××、李××。在法国有勤工俭学会，学生一九二一年二千人，在进步青年中发展社会主义小组，如赵世炎、李富春等。德国有周恩来、廖焕星、朱然、邢西萍等。

　　一九二二年一月法国有了少年共产党，以后又合并入中共来，中国就有了S·Y，这就形成了中共的第一批干部。

　　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

　　一九二〇年陈独秀就搞工读互助团，成立了S·Y（第一任书记是余秀松，以后是施存统），此后杨明斋与魏金斯基（吴廷康）来华帮助成立中央。

　　一九二一年六月底七月初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十三人，党员五十人，代表是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王烬美、李达、邓恩铭。

　　领导人是马林，国际派来的，是荷兰人。讨论的是党章、宣言、职工运动（宣言仅有稿未发表）。陈独秀当时没有参加，但是发起人，因他去广东作教育厅长了。

　　在大会上，有争论：（一）反对了刘仁静的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意见；（二）反对李汉俊专作研究的意见和党员的条件问题，他不赞成职工运动，只应作马列主义宣传教育，使党成为讲台，不是行动的党。

　　大会后的工作：（一）作工人运动，组织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刘少奇、柯庆施），开始了工人运动，出版了《劳动周刊》，上海有纱厂、印刷、机器等工会。（二）支持香港海员罢工，领导人为林伟民。（三）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吴佩孚经过白坚武找李大钊，向他提出工人的立法和自由，并允许派十数人去任铁路工人的稽查，如李泊之，陈为人，张昆弟（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四）毛主席在湖南领导二六次工人罢工，在罢工胜利以后，成立了工会和工团联合会，毛主席任该会总干事，工会秘书。（五）一九二二年少奇在安源组织矿工，是职工运动最发达之区，有小莫斯科之称，作法有过左之处，以后被封闭。（六）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劳动代表大会，到了一百七十多个代表，代表工人二十万。决定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各工会通讯机关，还未成立总工会。（七）准备第二次大会，北方五矿罢工，送第一批工人赴苏联学习（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

　　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于西湖，党员一百七十人，到会的二十多人，C·Y有四千多，吴廷康参加。当时对党员的条件太苛酷，故无大发展。国际参加人为魏金斯基，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为国际支部，通过了党的政治行动纲领和大会宣言，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初步的提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宣言的缺点，提出两次革命，其中产生了在第一个革命中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主义此时也就产生了萌芽。提出了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次大会后，就出版了《向导周报》。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东召集三次大会，党员四百多人，决定加入国民党，在会议上反对张国焘不要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主义。陈独秀赞成工人加入国民党，并主张经国民党去工作，已有轻视独立自主领导权的萌芽。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改组以前同盟会时，辛亥革命有光荣历史。改为国民党以后，由分散到瓦解，故孙中山在一九一四年又改成中华革命党，五四后又改为中国国民党。

　　改组经过：改组以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影响，中共的帮助，孙中山走上改组的道路。一九二一年马林来华到韶关见孙中山，孙中山同意改组，孙中山当时作广州的空头大元帅，其部下都是军阀，堕落腐化。因此马林到广州后表示失望，没有和廖仲恺谈好就走了。一九二二年越飞到中国，先到北京找到党，孙中山已被陈炯明赶到上海，共同发表宣言。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帮助国民党改组和组织军队，孙与廖到日本热海和越飞等商量一个多月，具体商定国民党改组问题。以后孙中山召开改组会议，以茅祖权起草改组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发表，决心改组。

　　孙中山回广州。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赶走陈炯明，迎接孙回粤（一九二三年秋）。

　　一九二三年四月派蒋介石赴苏联，同行者有沈玄庐、张太雷，向苏联提出如何帮助财政和练兵。蒋初计划在包头作根据地练兵办学校，南征打天下，苏联不同意，决定以广州作中心。蒋回时鲍罗廷就来华。鲍来后决定改组。中心人物为廖仲恺与谭平山，决定聘鲍为顾问，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有谭平山、许崇智、孙科、林森、廖仲恺等九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决议都是我党写好的，加拉罕来贺电，使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

　　改组后我党同志加入了国民党。各部组谭平山、汪精卫，宣传部工人部陈萧波等，大权都在我党同志手中。改组前后国民党中都发生过斗争。改组前是冯自由、谢持等，改组后国民党大概可分为三派：（一）左派是共产党员与进步的国民党员；（二）中派汪精卫与蒋介石；（三）戴季陶是右派，还有伍朝枢、冯自由。反对派是离开了国民党的，中派情形是很复杂的。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就开办了黄埔军校，这完全是我党弄起来的。我党对它注意不够。广东还有农人讲习所，上海有上海大学。

　　自一九二一年党建立起到一九二四年的七月曾召开三次大会，党员由五十人到九百人，团员有九千人，工会会员十数万。这个时期的几件大事：1．建立了在国际领导下边的中共。2．出版了向导，初步正确地提出中国革命的道路。3．组织了广大工人，开始了农人运动。4．帮助了国民党改组，实际上建立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国民革命的领导组织。

　　三、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

　　（初期自国民党改组至大革命）

　　此时中国党的领导有三个中心：

　　上海——陈独秀、述之、秋白、C·Y的弼时、国际代表魏金斯基。

　　北京——李大钊、世炎、乔年、国际代表加拉罕。

　　广东——陈延年、恩来、国焘、国际代表鲍罗廷、军事加伦。

　　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领导，中央当时还作了些工作，但许多问题各地是独立作主的。许多意见中央主张是不能到各地的，如陈独秀才反对北伐，但并未影响到广东。北方大钊同志的意见是主要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之后，武装斗争大大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北平首都革命；中期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到上海暴动；末期四一二以后。

　　初期　全国形势是大发展的，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暴风式的发展。当时的大事变：广州的商团事变，冯玉祥倒戈（二四年），二五年有两次东征，反奉战争，郭松龄倒戈，奉直联合战争，直到首都革命。

　　在群众运动上有五卅运动，各地的群众运动都起来了。

　　南方革命运动有广东政府的支持，北方有国民军，这是一个热闹的时期。

　　（一）国民党改组后，广东内外形势与商团之变、帝国主义尖锐的对立。首先是英帝国主义，企图破坏。国民党广东的实力还不在进步势力手中，还存在着陈炯明、邓本殷，军队是反动的。而在孙的部下，有杨希闵、刘震寰、李福林、谭延闿、樊钟秀、朱培德，并不稳固。比较可靠的是粤军许崇智，国民党内部有好的廖仲恺。但蒋汪是坏的，广东政府当时还在伍朝枢、古应芬手中。黄埔军校有四百学生，广州工运农运发展。

　　五月因孙中山要抽税，商团就与乡下的民团联防起来，准备抗拒，帝国主义也企图利用商团与陈炯明推翻孙中山统治。八月陈廉伯请领购枪执照，孙中山批准后，只有四天枪支就到了，有九千支，与执照不符，孙决定把枪扣留在黄埔，商团和香港都提抗议，范石生等又想从中取利。当时孙也去韶关与直皖两系谈判，同时觉得广东的局面困难难以打开，所以孙企图以北伐名义，把杂牌军调走，使广州得以安静，所以有第一次北伐。而杨、刘就不愿意走，盘据着中路最富的区域。这时孙有放弃广州使黄埔搬到韶关去的意思。坚持广东局面鲍罗廷、陈延年是有功的。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孙中山同意妥协，由商会给五十万与孙，孙发给五千条枪给商团。在双十节纪念大会时，商团开枪屠杀了二十多人，商会宣布罢市，请求孙中山下野，请陈炯明回广州，使得孙部下都不满意，而能团结起来对付事变。在十四日，孙中山下决心，集中许崇智、吴铁城、范石生、杨希闵、黄埔学生、工人纠察队等消灭商团。此时陈炯明部队已到石垅，威胁广州解决商团。当时黄埔学生与工人纠察队出力最多，结果胜利的果实被杨希闵、刘震寰得去了较多。

　　（二）十月全国局面因冯玉祥之倒戈而发生大变化。当时力量最大的是吴佩孚，他想武力统一中国，英帝国主义支持。日本支持奉张反对吴，吴首先打卢永祥，发生了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取得上海。以后就三路攻打奉天，冯玉祥是一路，冯与吴利害冲突，当时任陆军检阅使，没有得到地盘，吴不允冯进攻上海和浙江。国民党改组后，国民二军是胡景翼，三军是孙岳，国民党中委焦易堂、于右任的影响，部队中有一王旅长是中共党员，另有俄大使加拉罕影响，又受到革命的影响。当吴在山海关作战时，冯即由热河撤兵占领北平，奉军入关，夺取河北、山东，冯的势力则在晋、陕、绥、察与甘肃，吴佩孚逃到南京。

　　冯在北京拥段祺瑞组织政府，奉直二系都不反对，因段没有力量，各方都以之为傀儡。冯此时致电广州，欢迎孙中山北上，段亦不反对。

　　党内争论：中央是不赞成中山北上的，对冯倒戈后革命意义估计不足；广东省委同志则认为孙之北上可以使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所以赞成中山北上。而国民党内的坏蛋易培基等却都想孙北上以便做官。

　　在孙北上时我们提出了：（1）召集国民会议，组织民众政府；（2）实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段则提出善后会议以对抗之。

　　各省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得以深入群众。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到北京，三月十二日病死。党利用此事在各地召开追悼大会，使革命影响传散各地。孙的两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遗嘱及致苏联信都是出于我党之手。

　　此时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大大发展，全国铁总也成立了，京汉铁路工会也恢复了。

　　当时国民二军胡景翼的部队最大，有二十多万人，是绿林英雄，如果我们能利用此机会发展武装，完全可能。

　　北京×××××是在俄国领事馆李大钊房子里，与胡谈判在开封设立军校，拟招收二千学生，其规模大于黄埔，苏联顾问到了（二十至三十人）。加伦也被调来北方，因地区上连接，援助方便。

　　第一次东征，此时广州以黄埔学生为中心（教导团），配合许崇智的队伍进行东征打败陈炯明，夺取潮汕（当时陈炯明、林虎轻视之。）

　　（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党员有九百多人，团员九千多人。所讨论之问题：国民会议，如何在北方发展革命力量，国共合作（左的倾向，工农不加入国民党，由第三次继承下来）。通过宣言，党章及各种决议（工农学妇）。恩来同志参加这次会议。

　　（四）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二月，先有内外棉各厂罢工，反对打骂工人，污辱女工，大小便不自由，结果要求达到，复工。到五月厂方逐渐把条件推翻，又发生斗争，顾正红惨案发生，发展援顾罢工，学生也起来援助，这次是日本厂的同盟罢工，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同时上海租界发生了“华董”问题，一般市民因“华董”问题对租界不满。党决定把“华董”问题与罢工斗争联系起来，使这两个运动扩大起来。租界当局又发布加马头捐、巡捕捐等，也因而发起斗争。又因为会审公厅审判被捕学生，群众举行示威，包围工部局，巡捕开枪，发生惨案，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也开展了商人罢市的斗争。开始是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开展之后，则是反英国的，全国各地纷纷反对，形成一个极大的运动。在北平“六五”示威，六月二十五日全国罢市、罢课反日示威。天津李景林压迫，河南焦作矿工罢工，坚持八个多月。在上海工人九月至十一月全部复工，五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劳动大会，成立全国总工会。

　　在这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广东则消灭了刘杨，接着就发生响应五卅运动大示威。六·二三惨案之后，开始了省港大罢工，有三千多人。由香港回来罢工委员会，实际成为第二政府，纠察队一千到三千人，广东政府宣布抵制英货，罢工工人则四处巡逻，贯彻抵货，政府支持罢工，设饭堂宿舍上课训练等。这个罢工支持十六个月，才开始复工，但在四一二以后，才真正复工。

　　上海当时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有两个商会，一个总商会，一个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起初商界罢市是勉强的，以后商人们发生动摇（大资产阶级首先动摇，罢市后首先活动复市），要求复市。为了中国工厂复工，工部局停止电流和捐款等问题，与资产阶级斗争很激烈。这种资产阶级力量很大及其与我之斗争，给了陈独秀思想上以极大的影响，陈一面恨资产阶级，一面觉得资产阶级力量大。

　　五卅运动时，陈独秀是估计不足的，他在论五卅运动的文件中：（1）五卅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2）是长期斗争，这是对的。（3）不依靠政府，只依靠民众力量，这是不对的，因为当时并不能推翻政府。八月才逼迫政府向帝国主义交涉。当时口号：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要想单独反英是不可能的，收获如下：

　　（1）深入了反帝宣传；（2）全国工人群众有了组织；（3）全国学生组织起来；（4）共产党国民党都有了发展；（5）支持了国民军在北方的斗争；（6）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7）表现了各阶级的政治面貌；（8）准备了北伐在全国的群众基础。

　　（五）肃清刘杨二次东征，廖仲恺被刺案。消灭刘杨之后，七月一日广州政府正式成立，汪为主席兼军委主席，胡汪廖谭为常委，以后三人意见与胡抵触。孙北上时，胡带六师，此时才取消胡，以汪代之。当时应以廖为主席，廖是有权力与实际的，他自己搞财政，一切决定权在廖手中。他集中于财政的整理与军队统一，把广东军编为六个军，第一军蒋介石，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所以右派与帝国主义恨廖。

　　八月二十号廖遇刺。杀他是右派与英帝国主义干的，把胡汉民强迫送莫斯科。给反革命镇压，因四师打刘杨时，潮汕又被陈炯明占领，于是又作二次东征，到一九二六年广州革命根据地巩固起来了。

　　（六）戴季陶主义与西山会议派（谢持、张继等）。帝国主义提出反赤口号，特别支持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以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左派。当时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冯自由等）。上海成立了辛亥俱乐部。在广州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除伍朝枢以外），帝国主义则支持勾结某些反对广东政府的人。

　　此时戴季陶出版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一套反革命的理论，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只有党外合作，不允许共产党改造国民党。帝国主义都是支持他的。

　　改造国民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党而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如果我们实行党外联合，那就是把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送给国民党中反动分子（大资产阶级），这个理论是极反动的，很厉害的。

　　（七）北京开第一次党的扩大会议，一九二五年十月开于北京俄国大使馆。这次会议有个总的政治决议，其余有关于国共合作，职工运动，土地问题，组织问题，青年问题，各省工作。主要的是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与目前的任务。在总的决议中提出确定资产阶级的叛变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党应有农民政纲，主张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军阀土地，交给农民，过渡时期的要求是减租减息。但主要问题是国民党与军队问题未正确提出，对军队问题当时还没有明白的认识，自己建立军队的想法是没有的，当时有创军可能，也可联军，联军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而我们没有懂得。蒋对这个问题是高明的。决议上说军队中应作政治工作帮助人家，根本没有提到建立自己的军队。最大的错误是对国民党的问题，把国民党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是阶级联盟，决议案中说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党，应继续联合。此时我们必须把领导权拿在我们手中来，应该争取我们对党对军队对政府的领导权，对于这个问题扩大会上是没有认识的。对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其思想上：（一）国民党内演成为共产党与右派的斗争，这是于我们不利的。（二）只看见共产党员的活动，没看见国民党活动，所以要保持独立性，即是说要由党内的联合变为党外的活动。（三）具体的规定办法：（1）共产党的独立群众运动，尤其是在广东；（2）工农群众的获得；（3）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工作；（4）要左派起来积极负责，我们不要去代替，合作逼迫国民党参加民族运动。

　　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由此铸成。

　　一次扩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

　　（八）反奉战争由孙传芳发动，吴佩孚也参加。十月，奉军被赶出江苏与安徽，国民军也参加。党的政策则支持国民军，反对奉军，号召人民不要把反奉战争看成军阀战争，组织铁路工人帮助运输。在天津附近组织武装配合战争，在农民中也组织群众援助军队。当时中心农运在河南，因为机会主义与政策错误，没有做好。国民二军与群众关系不好，我们又号召群众拥护二军，几万红枪会几次想攻打洛阳，都是我们先来退兵的结果。群众深夜爬进城，来把领袖杀掉。反奉初期是胜利的占领了南口天津等地，奉军退出了关外。

　　此时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前郭与李大钊有关，进军逼进沈阳，日本则出兵直接干涉阻其前进，截断铁路，并用空军轰炸，郭部很快淘汰，但榆关附近还是郭部军队。

　　（九）郭变失败后，我党即图改造北方政府，把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反动内阁改组，与北平卫戍司令鹿钟麟面谈无效。因此党决定自己搞武装，依靠的力量是学生工人与国民党第一军，号召打倒军阀打倒段祺瑞。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开群众大会后，砸了章士钊的住宅，向段的住宅前进，而段则已经有了准备，鹿钟麟则派兵驻守，结果“首都”革命就流产了。北京当时是轰轰烈烈的，而陈独秀批评只是示威而已。初期由此结束，郭松龄倒戈是个高潮。失败后则只能在北方采取守势了。

　　中期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到一九二七年上海暴动）。

　　此时革命受到部分的挫折，如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广州的三二〇事变。但在七月开始北伐，胜利更大的十月占领两湖闽浙等省；北方有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声势浩大，此时的军队中有共产党员参加，力量就更大了。

　　上海暴动是中期的最高潮，如果我党政策掌握得好，是不会有蒋介石的，虽然有三二〇也是可以挽救的。

　　（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开于广州）。到会代表二百五十人。当时国民党在我们手中，湖南、湖北、江浙都是在我们手中的，代表都是左派，大多是共产党员，形势是很好的。但我党政治上已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允许国民党的右派回广东。孙科、戴季陶都回去了（广东省委是不同意的）。陈独秀则主张让国民党左右派去斗争，要争取右派，以为不要资产阶级参加是不好的。当时汪精卫也主张在国民党中央中我党可占三分之一，而陈独秀主张不要这么多，结果我党只有六个人，这是以后错误的根子。

　　（二）南方的三二〇事变，是蒋介石的阴谋。国民党二次大会后，戴季陶积极起来反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蒋命令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将中山舰开赴黄埔，李执行之，反而被诬害，蒋加以逮捕。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山俄国顾问住宅。当时鲍罗廷、陈延年都不在广州，延年是事前一天回到广州的。当时在广州主持的是卡山加与布不洛夫。当时广州党估计我们力量是可以给蒋以反击的，而国民军二、三、四军均反对蒋之此举，汪为政军主席也有权。但是当时陈独秀中央则主张采取退让政策，理由是我们在国民党中太突出了，故应退让。同时，卡山加以同志态度对于国民党，以自己为统帅，引起了国民党很多不满，工作上很多人不满，独秀以此为借口主张退让，不要还击。因此蒋要求撤退军中的党员，我即允许之。鲍罗廷赶回广州时，曾企图自己组织军队（恩来、鲍罗廷回广州后还是主张退让，但应将蒋介石哄出北伐，以便我们能在广州来个自己的三二〇，在前方倒蒋）谭延闿曾找过毛主席，应主张反击。但布不洛夫等是不同意反击的。三二〇退让之后，国民党继续进攻，造成国民党分裂的空气，就开国民党第二次扩大会，右派西山会议派张静江等大批回来了。会议主要内容是整理党务案，有几个决议，主要的是：1．共产党员不能作国民党中央委员；2．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国民党；（？）3．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部中只能占三分之一；4．国际指示宜先交国共委员会；5．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交出；6．共产党员不能任国民党高级党部的部长，已经担任的退出。

　　这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此时蒋、戴等右派很厉害，他们提出，“这不是反共，只是如何联共的方法问题”；陈独秀也以为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们无庸过问，以为因为他们力量不够，所以不敢分裂。

　　（三）北京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一月奉张与吴佩孚联合攻打冯玉祥，而冯拟通电下野以张之江代之。此时党内陈独秀失踪（因病住医院），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延年、弼时、平山、秋白等，均至北平出席，决定争取冯玉祥，挽回，不下野。但无结果，奉直战起，进攻国民军。三一八群众示威，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结果死二十六人，伤二百多人。李大钊同志也参加示威，被人压倒。三一八后国民军逐渐败退，退出北京、河南，守南口后，退绥远，北方局势转入了反动局面。国民二军垮得最惨，二十多万人剩下二三万人，革命遭受挫折。

　　（四）一九二六年八月到九月在上海召开中央三次扩大会。在决议中把北方看成是防卫的战争，由于北方三一八，广州的三二〇，吴佩孚的南征，唐生智的败退，到衡阳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全国反动占优势。因此，如何利用北伐开展群众运动（？）。陈独秀未看到军阀的矛盾与五卅后的群众运动发展，因此在北伐过程中，就未讨论到土地革命、群众运动等问题，特别是军队工作的重要也未认识到，土地问题的决定，还不如在北京扩大会的决定。此次会议没有毛主席参加。最主要的是对国民党问题仍是坚持北京扩大会的方针（退出国民党），有许多问题提得很糊涂。对民族革命领导权提法是工农领导不取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就流产，此次决议是陈独秀自己写的。

　　（五）北伐与冯玉祥五原誓师。三二〇事变后汪即隐蔽，直到五月整理党务案后，始离开广州出去。蒋作总司令把一切军政财权都掌握在他手中，这时规定总司令职权内政外交等均受其指挥，蒋之此举夺军政党权是自觉的。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誓师北伐，蒋介石七月二十九号出发，兵分三路去，湖南的是第四、七、八军，打先锋的是叶挺部。九月四号打下了汉口，十月占领武昌，势如破竹。去江西的是第二、三军，九月二十号进南昌又退出，至十一月又占南昌。出福建的是何应钦第一路。三路中以湖南一路打得最好。蒋自己一路打得最坏，蒋恐惧忧虑，又曾一度想找我党合作。

　　冯玉祥九月由苏联回来之后，获得了洋枪洋人大批干部、俄国顾问、军械等。九月在五原誓师之后，十一月解西安之围，席卷陕甘，节节胜利。北伐胜利之快，原因是：（1）帝国主义估计不足出于意外。（2）军阀内部不统一不团结彼此观望。（3）广大群众的帮助。（4）军队中共产党员的英勇善战。

　　（六）北伐中群众的发展。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工人均已组织起来。武汉工会有二三十万人，两湖工人都有组织。农民协会已大大发展，湘省十一月有百万多会员。次年二月有二百多万，湖北省二百多万，江西一百多万。到后来，两湖与江西有九百多万人。上海及各城市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由于米价物价高涨，待遇很坏，见赵世炎论上海工潮）。北伐过程中，我党是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下层党员积极工作，这是他们的功劳。

　　（七）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七号开于武汉。开会的原因是鲍罗廷原有削弱蒋之企图，到武汉后我们力量发展了，中共支持国民党左派，第二、四、六军是同情于我们的，唐生智也很左。而另一方面蒋企图把持一、七军，包办一切，发生党权（武汉）与蒋之军权（总司令）之矛盾。蒋要国民政府搬到南昌，我们主张搬到武汉。此时蒋已开始压迫群众运动，武汉发动反蒋，蒋有九江南昌惨案，显然对立。为此特召集三中全会，表现很好，通过决议，内容并不减于国民党二次大会，决议案内容：

　　一、政治宣言方针——（1）继续援助工农运动；（2）一切行政权集中于国民政府；（3）巩固与苏联关系；（4）加强军队。（见原文）

　　二、告农民宣言

　　三、内蒙国民党问题

　　四、外蒙关系问题

　　五、统一党的领导

　　六、统一财政问题

　　七、总司令的职权问题

　　八、农民问题决议——（1）农民是革命主力；（2）土地问题必须解决；（3）必须有农民的武装；（4）实行对农民贷款。

　　这是一个很革命的会议，中央决定了要参加政府，工人，农民，内务部，均有中共党员担任，蒋之趋势日益分化出去。这是党的政策方针的转变，如果能贯彻下去，是可以挽救危局的，当时中央大批同志到了武汉，但陈独秀未去。

　　（八）上海暴动、北伐胜利之后，许多军阀都投到革命军中来了。这些势力都是拥蒋的。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一次暴动，因为在浙江起义，上海工人第一次企图响应，结果只有一百武装未成功。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二次暴动，当时北伐军一部到了嘉兴，二月十九日全上海大罢工，工人都坐在家中没有行动，参加罢工人数前后有三十多万人。罢工是上海总工会下命令，中央与区委事前不知道，一罢工之后中央才决定暴动，积极准备。当时在黄浦江中有一只军舰，大副是郭跃生同志，规定七时开炮作信号，结果因为工人群众和武装搞得不好，准备不充分未能动起，但我们取得了经验。三月二十一日第三次暴动，军事上由恩来同志负责，区委为罗亦农同志，武装技术都准备好了，当时北伐军抵龙华不远，决定三月二十一日十二时罢工，一齐罢下去了。全上海工人八十万人，群众都走上了街头，自己也有二百多枪支，起来之后就夺取警察武装，首先夺下的是南市，以后是浦东，但在闸北斗争是艰苦的。和毕庶澄打了二天一夜。二十二日白崇禧的军队到了附近，按兵不动，反对暴动，企图以毕之力消灭工人武装。但我们仍继续坚持下去，派代表去告诉，他们才来，薛岳部先开到，而工人已占领全沪了。没有北伐的形势，上海暴动是困难的。暴动成功后，上海市及东三县吴淞均是我们的。这时也发生了武装问题，政权问题。而我对这不知如何，犯了很大的错误。白崇禧军队不来也不知独立搞政权暴动，后由南市闸北工人纠察及出布告代理政权，群众工人表现混乱，工人纷纷要求成立工会，弄昏了头脑。另一方面逮捕工贼三百多，无人管问，还要给饭吃，毫无思想准备站在领导上的地位工作。到四月初，国际来电×帝国主义军队进攻时，应考虑如何掩护自己力量问题。当时上海的英兵有四万人，同时与蒋勾结，以黄金荣、杜月笙流氓等来进攻，组织中华共济会。蒋的作法是收买流氓组织假工会，以流氓工会反对工人，然后以武装出来调解实行镇压，发生四一二事变。

　　上海暴动是应当的，但陈独秀以后迷惑是不对的，错误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不知道搞政权军队，不知道争取蒋介石之下较好的军队（如薛岳部）。这是幼年的党。

　　上海暴动结束了大部的中期。如果在四一二之前，我们政策正确，南京是不会落到蒋的手中去。四一二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蒋已树立了他自己的势力，消灭他已不容易。

　　末期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南昌暴动）。

　　此时群众运动大大发展，但我党的军事力量未准备好，全党对于政权的思想也没有具备好，武汉政府处内外敌人的夹攻中，五月起形势急转直下，七月更坏，到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现要说到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四一二”事变：四月初，汪精卫由欧洲经莫斯科回国，到上海受欢迎，汪见了陈独秀，又见了蒋介石，即此可以说明汪是动摇的。此时发表了汪、陈宣言，汪不想发，而报纸已登出。吴稚晖大骂汪精卫。汪一怒赴汉，以后汪之叛变也不是偶然的。

　　（二）“四一二”以后武汉时期的内外形势：群众是大大发动了（米夫说的不是事实），农会代替了政权，武汉的工人都一直组织起来了，童子团大活动。少奇同志领导工会占领、收回英租界，向政府提出拒绝英军上岸，政府即接受，因此帝国主义更加仇恨。外国兵舰在武汉有三十只（相当于三十个师兵力）（？）积极准备进攻，准备封锁，使武汉的经济财政发生大的困难，以致商店工厂关门，物价涨粮食缺，货币跌价，大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当时武汉工人运动中是有左的错误，成了经济主义的偏向，而未去注意领导工人建立政权，夺取武装。于是武汉政府感到无办法，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动摇起来。唐生智说群众污辱其家属，故在国共联席会上，汪精卫提出抗议，质问陈独秀，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忙于应付。此时就需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而我们准备是不足的。

　　（三）在此经济紧急情况下就召开中共第五次大会，四月二十四日于汉口，主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未好好的解决。此次大会代表一百多人，正式的八十人，党员有五万七千人，团员七万人（？），工会会员二百八十万人，农会会员近二千一百万人。毛主席参加此次大会，李大钊同志已被杀，蔡和森、陈乔年参加了，国际代表有鲁易（印度人，已反革命）、鲍罗廷、米夫、罗卓夫斯基，起决定影响的是鲁易和鲍罗廷。大会的议程是：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鲁易关于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各种委员会研究各种问题。

　　汪精卫于大会开幕时到会，同时有徐谦、谭延闿到会致词，并参加关于国际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汪发表了意见。大会上没有什么争论的，虽然在会前，秋白同志曾著了一本小册子《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批评彭述之、陈独秀，称为彭述之主义。在陈未到武汉以前即散发，干部看过后未注意，在大会上秋白的小册子并未起什么作用。由于：（1）这小册子同志们未了解陈独秀的家长制度，因秋白同志只提到彭述之。（2）党员水准很低，没有积极注意思想。（3）陈在大会上接受了对于自己的一些错误的批评（除三一二事变外），很多高级干部不能认识到陈是机会主义，只了解是瞿彭之间闹意见。争论只是在几个同志的脑子中，没有开展。更重要的是，当时在一些实际工作上，全党毫无例外是彷徨的。只有毛主席当时是看见一些问题，然而他并未在中央负责。即使在中央也不能彻底改变当时的情形，党员还不能认识自己的领袖。大会对于国民党政治军事问题未明确解决，特别是土地问题无结果。当时争论的问题有三个：（1）政治没收；（2）一切没收；（3）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军人与小地主不没收。

　　大会的决议，是第三条主张，以后感到有矛盾故未发表。当时没收土地，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群众起来的时候是在减租减息的口号之下发展起来的。如果当时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准备破裂，这要看我们的实力是否已有准备了，没有的。

　　在五次大会争论还有：（1）深入广出的问题；（2）西北发展路线的问题。陈主张广出，不能深入，把革命推到其他区去，理由是：“小赵说的是！他主张不能深入而在广出，北伐东征把唐谭之军引出×乡。免妨解决土地问题。”一、本地革命军队可叫到其他区域去发展，以免受本地群众的影响和威胁。二、西北农民军队冯玉祥可以依靠。

　　西北学说是鲍罗廷的想法，他认为东南发展有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危险，而向西北可接近苏联，联系冯部，把两湖土著军队拉出去，把土地革命推迟一下。鲍罗廷在广州即常谈，研究太平天国与帝国主义冲突对于革命不利。要鲍出席解释，他未来。因此鲍陈都主张推迟土地革命，一心想把冯玉祥接通后再来。

　　我认为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权军队。三月不搞四月还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夏斗寅叛变，叶贺部队，武汉军事学校，农军国民纠察队，张兆丰部队，搞十万二十多万人都可以的。陈鲍企图不与帝国主义冲突是对的，因为那时没收土地就会破裂，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国际指示组织五万人，有了武装，就会有办法组织一切。

　　大会五月闭幕，五月一个月情况很紧张，唐生智部出发，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积极破坏革命，并打入革命内部活动。表现在：1．夏斗寅的叛变，五月十七日联合刘××，杨森攻武汉。2．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就是马日事变，进攻总工会，杀一百多人。平浏农民进攻长沙，罗迈停止之，怕破裂，要经合法手续解决（罗当时是湘省委书记）。3．武汉政府发了许多反动命令，保护地主整顿工人纪律等。4．五月底唐生智通电反共。5．何键亦发反共训令（六月）。6．六月国际来电要中共立刻实行土地革命，改造国民党，武装五万农民，二万党员，洗叛将鲁易。鲁易先给汪精卫看，不先给党中央看，汪精卫翻了。

　　六月郑州会师，大家很高兴，汪精卫、张国焘、鲍罗廷都去郑州，哪知冯玉祥专车往徐州会蒋，冯回后发表反共通电，西北根据地的想法是走不通了。此时唐生智军也向武汉，情形更坏。

　　鲍罗廷当时的布置：（1）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去；（2）组织临时中央，张国焘任主席，要陈独秀去海参崴，大派干部去苏联。

　　此时（七月），罗明那兹也来，准备中央会议与南昌暴动，国府已免鲍罗廷顾问职。

　　六月中央会议，企图推迟叛变，通过了对国民党的十一条机会主义大纲，这个大纲是陈独秀起草的，而国民党是积极的向我们进攻。七月谭苏辞职，退出政府，七月十三日党发表退出国民党政府宣言。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发出反共宣言，武汉时期就此结束。

　　七月十五日以后，我党影响下的军队向南昌去，八一暴动，回广东先潮汕再转广州，为什么要回广东呢？可不可以就在南昌干下去？当然是不了解：（1）城市与乡村的问题，（2）外援与自力更生的问题。

　　故不在当地深入发展革命，不发动群众，单纯军事行动，结果失败。以为回广东去，当时有一只俄国的船，枪支有五百××，马上可以取得这点接济。以后还可以不断的取得，这是外援论。

　　大革命时期总结：

　　大革命时期近四年，我党领导了国民党建立根据地、创造革命军，领导了省港罢工，领导了上海三次暴动，领导了北伐，开展了全国的群众运动，党的路线在开始与中期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主要是末期。

　　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底，我们帮助了国民党建军，开始认识了军队的重要，但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别人搞。军事行动广东是胜利的，北方是失败的。

　　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四一二前，中期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与第一期是相反的。对于武装斗争仍然没有认识自己搞的重要，使我党失去了全国胜利的机会。

　　四一二后革命营垒虽已分裂，但快搞武装搞政权。有正确的政策，依靠广大乡村是可以巩固胜利的，但中央当时是没有认识到的。整个大革命时期，有三个关键，三二〇，四一二前夜，马日事变，都不应为退却而退却。

　　四、关于八七会议与十一月会议

　　八七会议是罗明那兹领导的，决定取消陈独秀的领导，时间只开了一天，先准备好告同胞书，批评了过去的机会主义，但对当前问题未提出来。

　　对中国武装斗争特点，可以不要城市，不要外援的特点还是不认识的，根据地的观点还没有，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组织上包括左的错误，暴动时大杀大烧，红色恐怖，在黄浦搞暴动，切断京沪路。宗派主义打击政策就开始了，对于过去一切否定，投机分子打入（参看少奇同志的信）。但开始了自己建立武装的工作（南昌暴动）是对的。对于八七会议应正确认识。

　　十一月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对于时局估计是错误的，认为革命是一直高涨的，（中缺）提出了组织政治纪律，处罚一大批人，开除了谭平山，处罚了周、张、李、恽及毛，继续开展了打击政策，连王若飞也处罚了。

　　十一月扩大会议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几点意见：一、被迫上山与自觉上山。二、城市中心与乡村中心。初期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对的，转变到乡村为中心是不自觉的、被逼的。现在是乡村包围城市，将来还会有城市去改造乡村。三、枪杆子出一切，毛主席说中国革命主要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是军队。四、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五、统一战线□□□□□□□要有一套艺术，反对当前的直接的主要敌人。六、口头的革命家与实际的革命家。七、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八、减租减息，土地革命。九、党外合作与党内合作，应是后者而非前者，实行改造国民党的党是对的，大资产阶级已修改容共为溶共。十、党外简单，党内复杂。十一、党内要着重于领导骨干与党的纪律。十二、统一领导与分散经营。十三、旅莫支部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积极的组织纪律，决心牺牲。消极的是狭隘经验，不提高，事务主义。十四、照书本洋人办事，还是以实际办事，敢不敢自己创造。十五、朴素辩证唯物论，是错误还是正确（王稼祥说毛主席是朴素辩证唯物论是错误的）。十六、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十七、被逼认识与自觉认识，后者不易。十八、新陈独秀主义与老陈独秀主义，新的诡辩论，旧是机械唯物论，现在的党已不是幼年的党，已有十年斗争，是不允许的。十九、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要读斯大林的文章和讲演看《六大以前》。二十、米夫文章是贩私货的，有托派观点，有不合事实的东西在内，亦应注意大革命时代有关的干部，紧急时期中共一文。

　　（原载《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注】

　　[1]王若飞这篇文章，1981年1月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公开发表，该刊有如下说明：“本文是王若飞同志1943年12月20日和21日在延安的讲话记录稿。本刊发表时作了些文字上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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