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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权威思想,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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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不仅仅是广州军区党委存在这个问题,地方也有这个问题,中南也有这个问题。中央为什么现在重新印发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呢?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毛主席最近指出:“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我们广州军区总的来讲是团结的,但是问题不少,意见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我们干革命必须平等待人,必须讲民主,必须有同志式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搞民主集中制,那就是搞特权,那就不可能团结大家一同革命。 过去封建时代是搞特权、搞专制的,那时候没有什么民主。你要讲句话,他高兴就听一听,不高兴就推出午门斩首。也有个别比较高明的皇帝,象唐太宗,还能够听一点逆耳之言,这样的皇帝不多。多数皇帝喜欢听好话,只要他听得耳朵舒服,把国家丢掉都不要紧,逆耳之言是听不进去的。封建时代没有民主,那不足为怪,它不可能讲民主嘛!讲民主,皇帝就当不成,那一套吃人的剥削压迫制度就不能存在,他的统治就要垮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倒是谈得不少,但那是骗人的。资产阶级要真讲民主,你不让他剥削剩余价值,那他资本家干什么啊?资本主义开始兴起时,为了打倒封建势力,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可是它一上台,就不搞什么民主了。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不可能讲真正的民主,只能讲特权、讲专制、讲少数人的强力统治。反动统治阶级讲民主,就要自己缴械,自己交出脑袋来,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有共产党才真正讲民主,如果真的做了对人民不起的事,就是杀头,也要讲民主,要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同人民群众没有根本利益方面的矛盾,历史上只有我们能真正实行民主。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一不剥削人,二不压迫人,一心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讲民主只对革命事业有利,为什么不实行民主? 但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不能体现正常的民主生活呢?这是旧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思想残余的反映。我们来自旧社会,我们脑子里有很多旧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当自己私心杂念少一点时,民主就多一点;私心杂念多一点,民主就少一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作风问题,更不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民主作风是革命化的一个标志,是思想觉悟的试金石。思想觉悟越高,民主作风越好,思想觉悟越低,民主作风也越差。 因此,中央重印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好好讨论,对照检查自己,改造我们的思想,增强我们的党性,想出办法,提出措施,真正把民主集中制贯彻下去。广州军区党委要下决心贯彻民主集中制,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好,但这次会议以后,必须做得好一些,必须有所前进。对缺乏民主作风的问题不要轻视,不要原谅,要提到原则高度,认真对待,在党内、军内进行教育。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切实把这一条学好。没有这一条,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连党内的同志都团结不好,怎么能团结全国人民?怎么能团结全世界人民? 我们民主作风差,除了因为我们脑子里有剥削阶级思想残余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革命取得胜利,有了政权,我们大家都当了“官”,特别是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官”当得很大,如果不自觉,就容易搞特殊化,容易靠行政命令办事,也就容易脱离群众。“官”做得越大,群众越不敢向我们提意见,我们越难以发现自己的缺点,还以为群众对自己没有好多意见,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们要群众提意见是比较困难的,不象过去同甘共苦的年代。记得在大革命时代,那时许多人还只有一股革命热情,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比较差的,极端民主化很厉害,但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甚至同领导关系搞不好还可以走,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干革命。现在要是搞不好,你就给人家扣上一些帽子,弄得人家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甚至把党票也丢掉。过去我们做工人工作,可不能搞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你要强迫命令,工人会把你赶走,饭都不给你吃。而且群众不掩护你,坏家伙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那时候才真叫深入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亲人一样。现在我们到下面去深入工作,尽管你做到“三同”,总还有那么三分官气。要做到一分官气也没有是很困难的。我下乡就深深感到这一点。我们取得了政权,全国都在我们手里,我们领导大权在握,下面随便讲话不容易呀,得罪了我们不好办啊! 那么,有政权不是成了坏事了吗?不,有政权当然是很好的事,革命就是为了夺取政权。问题是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搞官气,我们当干部的要真正发扬民主。你们批评我们过去对你们不民主,这次开会不就讲民主了吗?所以问题是在于领导干部的自觉。我们高高在上,权力很大,一言一语人家都是有顾虑的,那有什么办法呢?或者,我们可以不叫司令员,不叫政治委员,那叫什么呢?叫“上等兵”?我看还是得叫司令员,还是得叫政治委员,还是得叫军长、师长、团长,有汽车还是可以坐汽车。问题是给我们的权力已经很大了,给我们的享受已经跟一般人不同了,因此我们自己一定要警惕,不要使自己特殊化,而要使自己群众化,经常把自己放在和群众平等的地位上。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与众不同。已经是与众不同了,如果我们自己还要加码,那就要严重地脱离群众了。 我们一定要自觉,要真正发扬民主,要造成一种气氛,使群众敢于接近,敢于讲话,不怕我们。特别是高级领导,军区党委,必须做到这一条。这是最主要的。另外我想,在反对特殊化方面,我们是否还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这里,我提一些个人的意见,请军区党委和同志们考虑能不能办: 第一、警卫森严的情况要改变。现在我们住的地方警卫森严,本来已经很特殊了,已经很吓人了,但警卫工作还唯恐不够,还要加码,故意把我们搞得特殊,搞得人家不能接近。我们可以坐汽车来来往往,人家骑自行车都不允许。军区的大门也不是容易进的,人家要见我们可不容易,人家高高兴兴来找我们,吃了一个闭门羹,再也不想来了。我并不是说不要警戒了,保卫军事秘密和首脑机关是需要的。但不要把反革命看得那么多,还是要相信群众。 第二、个人待遇要和家属的待遇分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很脱离群众。你本人老资格,没有功劳有苦劳,党照顾一下,这个可以。但家属小孩和领导干部同样待遇,这是不合理的,是要脱离群众的。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把它看成是个小事。 第三、与众同乐。我们看电影是单独的,看戏坐前排,椅子特别大,总之一切一切都与众不同。山羊成一群,绵羊成一群,山羊绵羊搞不到一块去,不是同类。今后要做到与众同乐。看电影看戏大家一样看。现在看戏,一定要等首长来才开幕,这个很脱离群众,影响坏透了。应当按时开演,你来就来,不来拉倒! 第四、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许多规定,我们自己没有很好执行,今后执行规章制度没有例外。领导干部不遵守规章制度,就容易造成特权地位,就要脱离群众。 第五、要过党的组织生活。我想我们还是要过。不能每星期参加小组生活,至少一个季度也要参加一次。过去讲了没有办到,我看要办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和群众一块开会,至少也可以吸点群众的空气嘛。也可能我们一到,警卫员、秘书他们一开始不敢讲,一次不敢讲,慢慢就敢讲了。 总而言之,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做的官不小,已经有许多东西与众不同了,我们要警惕,不要自己再加码了,要尽量地搞得群众化一点,平等一点。要有普通一兵的作风,才能更好地联系群众。 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我们现在也有集体领导,但往往流于形式,不那么真实。找大家来开会,人都到了,“赞不赞成哪?”“赞成!”其实同志们有些意见还没有讲;有些不同意见,讲了又被顶回去了,人家并没有真正赞成。今后重大问题一定要事先在常委中酝酿,不要一下子就拿到桌子上来。要先在常委中交换意见,看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基本一致了,再拿到桌子上来议议嘛!事先没有准备、没有商量,一下子拿出来,有些问题就不好发言。要经过酝酿、商量,再经过大家讨论,真正是集体做决议,允许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少数服从多数,不是书记说了算,不是“一言堂”。要做到这一条不容易,首先是书记要自觉,约束自己的权力。书记应该成为一个好的班长,团结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召集会议要准备好议题,要和大家事先商量,开会时把大家好的意见集中起来,做出好的决定。现在书记权力很大,需要加以约束。你是“班长”,但班里的事还要大家来商量决定。我看要坚决打倒“一言堂”,要大家一齐来打。你们不是说“一言堂”多、“群言堂”少吗?我们就来打倒“一言堂”,实行“群言堂”。如果你们赞成,我也赞成在会议室写上“群言堂”三字。还有,不要搞形式主义的决定。有时候形式上是议了议,实际上七搞八搞,还是按照他的意见办事,这是不好的。要真正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即使错了,也要按多数的意见办,错了一段,自然会纠正过来,执行正确的意见。不这样,我们的“一言堂”就打不倒。 军区常委要有明确的分工。“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分工以后要各负起责任把工作做好,但都要向常委会负责。要定期召开全委会和党代表大会,向大家报告常委工作,请大家讨论、检查、批评,错了就改。这样,是不是我们书记的权力就小了呢?是不是大权旁落了呢?是不是极端民主化了呢?我看不会。我们是讲在党的会议上、在党的正常民主生活中,允许讲不同的意见,错误服从真理,少数服从多数,按组织原则办事情。如果在会外搞小组织活动,搞自由主义,那是不行的。但是在党的正常生活中,有什么就可以讲什么嘛!允许人家讲嘛!那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 (1)这是陶铸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他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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