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恳谈会上的讲话|陶铸

在广州市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恳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

　　我到广东十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广州市的工作没有抓好。最近一连七天听了市委的汇报，感到文教工作问题很多。过去了解不够，解决也不多，主要应由我们负责，因为没有抓好。

　　广州市有七万多中学生，这是我们的后一代。几年来广州市教学质量是下降了的，学生的体质也一天天差，教师的积极性也不高。这不能怪教师们，只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教育工作，“百年树人”，就是要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三好”学生，现在有的学校培养的学生不是“三好”而是“三坏”，我们很忧虑。据汇报：有两间中学办得很差，是不是只有这么两间？其中一间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干部子女，家长溺爱，纵坏了，不少人偷东西，有的要送去劳动教养；另一间学校的学生骂教师，给教师起绰号，教师上课学生在下边传篮球。体质是不是好呢？也不好，百分之二十五患近视眼，百分之五患肺病，学习成绩也很差。

　　广州市是文化有基础的城市，为什么学校弄成这样呢？首先我要负责，市委和文教部门也要负责，可不可以这样？我们负责七成，教育部门负责二成，学校也总是要负点责任的，当然过多也负不了。

　　首先，从我们党委来说，过去我们搞工业搞生产，主要力量抓这方面是必要的，但对文教工作也应注意，这是做人的工作。如果我们培养的后一代，未老先衰，文化很低，名义是初中生实际是高小生，那我们就是在搞下降，不是搞提高。建设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任务是很艰巨的，教育的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为了整个后一代。这已经是老话了，但怎样去完成这个任务呢？按现在的样子是不成的，只能是糟蹋青年，他们象一匹白布，染在青缸子就变青，蓝缸子就变蓝。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过去有性善性恶之争，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我看都不对。人生下来就象块白布，主要还是靠后天的教育、环境和家庭影响的结果。家庭很重要，对六岁以下的儿童，家庭影响起决定作用。现在有的干部对小孩溺爱，教育儿女没有方法。共产党人是爱小孩的，但不能这样爱法。人不是生下来就注定了的。封建社会认为皇帝生下来就是皇帝，他的母亲怀胎时，就梦见龙或者是什么降生，这都是胡说八道，为的是欺骗人民。我们也不是生下来就革命的。拿我来说，十岁父亲就被杀害了，他是同盟会会员。初时，我羡慕过南方军阀，羡慕许崇智。想学画，买了芥子园画谱，学不成。想学音乐，买了二胡也学不成。后来当学徒。入黄埔军校参加了革命，这主要是党的培养，要不然当个劳动力也不是好的劳动力。社会锻炼和党的培养很重要，过去的社会象个大熔炉，一千八百度高温，石块铁矿丢进去烧，不成钢不成铁就是渣滓，我们就是在那个社会里闯出来的。现在不象过去了，现在革命不担心杀头，但吃一些苦总是要的。那时我们参加革命随时准备脑袋搬家，没有想到革命什么时候成功，更没有想到今天在越秀宾馆讲话。那时广州最漂亮的是二沙头颐养院，想不到今天有这个大宾馆。我一九二六年入党，当时只想到应该这样做，这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应走这条道路。那时完全没有想到升官发财，如果为了升官发财可以跟蒋介石走，要捞一官半职或当个小军阀是可以办到的。我有不少同学就是这样。那时对牺牲是有准备的，想到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问题是怎样死法。有的死在水里，有的死在飞机失事，多数人死在床上。我在黄埔的同学现在只剩下二、三百人，五分之一也不到，大部分人牺牲了，不少人叛变投敌或者变消极了。这就是考验。革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般鱼钩有倒刺，鱼受了骗，咬住就脱不得，这是不自愿的，但姜太公的鱼钩是直的，鱼放开口会掉下水里，咬住硬不放就是完全自愿的了。过去我们参加革命是完全自愿的。我感觉到现在有些党团员和过去参加革命大不相同，不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而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好象是“新贵”，这是不好的，把革命看为进身之阶是不对的。本来革命就要有牺牲，应该多吃一点苦，一点也不能特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革命者的本色。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经得起风雨，所谓“疾风知劲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青年一代要革命，要更谦虚，老老实实，刻苦耐劳，这要靠学校教育，也要靠家庭培养，我们已经是这样做了。现在问题是运动多，好象只有运动才能使人进步。课本也太深了，高中讲《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权威》，想把十六、七岁青年一下子变成革命家，用心是好的，但效果就不会好。过去错了我们负责，以后大学、中学应让学生好好念书，教师好好教书。运动多了，不念书质量就下降，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学生愈“运动”愈差。学校要念书，正如军队要打仗，理发店要理发，理发店不能变成炼铁厂。农民不会种田，军队不会打仗，学生不念书那成什么话？几年来运动多，学生不能安心念书，教师不能安心教书，这实在是贻误青年，是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经验教训。你们是不是同意这样看？现在在党内党外要定出三条：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在座的都是十年多的朋友，也经过考验。最近二、三年来，经济生活很困难，还是坚持教书，说明觉悟有很大提高。当然，思想上是有不一致的，也讲几句怪话，党内也有，这也是难免的。今后党内外应互相信赖，加强团结，同舟共济。毛主席说过今后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批评也不是打击，不是整人，而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帮助提高。“偶语者弃市”，是过去反动统治者的做法。其实，讲错话是很难避免的，话讲开了就会有些是错的。列宁写的文章改动很多，可见第一次写时是有错的。毛主席的稿也一改再改，就是最初不够准确。“文不加点，一字不改”，是吹牛皮的。写文章也这样，何况说话？人们认识是逐步完善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说的话也不同，要求一句话也不说错，就只能如鲁迅所说的：只说“今天天气好，哈哈哈”，要不就把嘴巴贴上封条。嘴巴有两大作用，除了讲话还要吃饭，要吃饭就不能贴封条。讲话也不可能大家一样，既然一样就不用讲了，开会也没有必要了。讲话难免有缺点，因此就不能给人戴帽子，不能抓辫子，现在辫子是没有了，但是要抓政治辫子，使人不敢讲话。话讲了也就过去了，是正确的很好，不正确的可以等待他觉悟，通过实践证明，他自己会改正的。不打棍子就是不要搞过火斗争。我们是要斗争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一种思想斗争，睡在床上也会想一想今天哪些话说得不对，哪些态度不对。人民内部的斗争要用批评的办法解决，采取互相探讨的态度。古人也说：“君子爱人以德”，又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忠言，批评者应有古君子之风，这不是复古。相交应作“诤友”，不要做酒肉朋友，平常吃吃喝喝在一起，有什么患难、困难就躲开，当面捧场，背后讲闲话是品质很坏的。正确的批评不是打棍子，接受的人会满意，当时不满意以后也会想通的。我们有些同志心是好的，就是办法不怎么好。现在我们要实行“三不主义”，过去第一条经验教训是没有让学生好好读书，教师好好教书。对不对？

　　其次，我要谈谈党内党外关系问题。现在有些党员有优越感，盛气凌人，“我来领导你”。中学不少党员负责人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而党外的许多校长是很有经验的，这些经验是可宝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得到什么财产？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团结，还有一个很大财产是教育和文化，包括几十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起很大作用。搞文化教育的共产党员，要与党外校长、教师好好合作，尊重人家。过去春秋两季我都和大学的党外朋友开开座谈会，谈谈心。这办法好，要恢复。现在有的同志年纪轻轻，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这样不好。据说广州有个中学搞了一次时事测验，有些老师答不出。本来答不出也不奇怪，有时测验题目也出得不好，不着边际，很难答。我的女儿在执信中学念书，有一次，拿一个题目来问我，很大很广泛。我一时也答不出来，这叫中学生怎样答呢？一个可能是题目出得不好，另一个可能是教师对政治不关心。对此，我们都有责任。但那位年轻的支部书记就训人，在大会上讲人家“丑态百出，莫名其妙”。你应该用同志的态度帮助他，使他“有明其妙”嘛！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党内党外关系要搞好，首先要关心人家。我们是当权的党，但不能滥用权力。人民给我们这个权力，要为人民办好事情，更好地团结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人，即使人家有错误也应采取帮助态度。现在党团员与教师很少谈心，赤诚相见的恐怕很少，包括文教行政部门在内，以后应该深入到教师里谈谈心。不关心人，不谈心，不尊重人家怎能领导？这就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力服人了。不靠真理，靠压力，靠权威，这是不成的，这样下去权力也不能长久，因为人家就不会拥护我们。为什么人民赶走蒋介石欢迎我们呢？就是因为蒋介石搞独裁统治，脱离人民，在学校里搞特务教育，有一点进步表现就告密、镇压。我们绝不能这样办。要搞好我们的国家，靠全国人民还是只靠我们的党团员呢？靠少数的党团员能办多少事？党之所以伟大在于能团结七亿人民，得到群众拥护。在一个单位，共产党得不到这单位广大群众拥护，就是失败的领导，起码不是好的领导。我们在工作中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也犯过不少错误。问题是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有错误就承认就检讨。古时有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我们党员比古代君子还胜一筹，为什么不能承认错误？现在有些单位的领导不与群众商量，少数人包办，自己外行又不懂装懂，搞不好工作人家有意见就整人家，对人很不尊重。我们说党的领导是指总的政治方向，领导大家搞社会主义建设，但具体业务不是包办代替。譬如汽车中途抛锚了，我们只能安慰司机，鼓励他的情绪，这样就是政治领导，不能靠自己动手搞，也不能开一个会，作出决议：汽车非走不可。因为这样汽车还是不走的。总的原则方向我们一定要领导，但具体业务我们不包办。现在有些党员，不能当校长是因为经验不够。为什么党员主任一定要领导校长呢？过去对“党的领导”没有讲清楚，并不是说，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个党员都能领导一切。我看过一个合作社，盈亏自负，本来应该以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党只能通过党员在理事会起作用，不能直接下命令指挥理事会。但实际上却是支部说了算的。一九五六年我在顺德看了一个合作社，印象很深。农民根据过去经验，认为春天鸭子难养，只能养一千只，可是合作社长一定要养五千，结果大批死亡，亏了老本。农民在大会上批评他：“亏了本怎办，要你赔看你赔不起，如果以后你要领导，就得每个月给我们每人发二十四元，办不到就不要来领导。”说得很尖锐，也很对。学校是国家办的，不是自负盈亏，但教育质量低要谁负责？党要负责。当然校长也要负责，但是现在校长没有权力，不应由他负责，有权才有责，讲话不算数，怎能负责？党支部有责任检讨，但支部负责人年纪轻，没有经验，检讨了又怎样呢？误人子弟呀，光检讨也不是办法。看来中学不能由支部领导，要实现校务委员会领导下校长负责制。校长要在其位谋其政。确实是懂教育有经验，就可以做校长，不一定是共产党员。只要求他三条：一、拥护共产党，不反对共产党；二、有教育工作经验；三、积极地把学校工作搞好。当校长有职就要有权，不够条件宁可调换。校务委员会包括校长、学校中党的工作人员、班主任代表、老教师。校长做主委，支部书记做副主委，大的学校可以多一个副主委。重大问题在校务委员会上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支部有意见可以在校务会议上讲。以后教育局主要找校长开会（有时支部书记也参加），党委文教部主要找支部书记开会（也可以邀请校长），有个分工。布置工作主要通过校长，由校长向校务委员会传达，平常行政工作由校长管。支部抓政治思想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行监督，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经验和缺点。现在是支部包办行政工作，党不管党，这样改过来是不是会好些？这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文教部门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非党校长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党的领导，支部在校务委员会起作用也是党的领导，我们就是靠正确领导而不是只靠权力。总之，校长负教育行政责任，支部书记管政治领导；教育局管教育行政，文教部管政治工作，大家各得其所，站在各个不同岗位发挥作用，不是互相牵制。现在党组织代替了行政的工作，本来应该做的工作放松了。要改进，首先要党内外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建国已经十一年了，你搞革命人家也革命，你进步人家也进步，不能只许自己革命，应当相信人家嘛，不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对待非党同志。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这句话还用得着。团结就要精诚，否则同床异梦，怎样团结！首先要党信任人家，共产党就是得对人宽对己严。现在有些人恰恰相反，对人严对己宽，这就不对了。

　　再其次，谈谈生活问题。文教工作是清苦的，工资待遇不高，工作累，要用脑子。一九五九年以来经济没有很大好转，广东各界人民都吃了苦，教师生活本来就清苦，这下子更加苦了，尽管实际工资没有减少，但生活水平是下降了。这方面，党的工作同志是清楚的，因为本身也在吃苦，待遇也不高。但是觉悟应当较高，也应关心别人。游击战争时期，生活之苦是可想而知的。但红军战士没有人开小差，这是什么缘故呢？在井冈山的时候，生活苦得很，有的战士讲怪话：“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那时，要逃跑是很容易的，但却没有人逃跑，因为物质虽苦，精神却很愉快。现在有些事要改一改，例如现在对负责同志叫什么首长，不叫名字，好象他们都没有名字的，叫名字不更亲切吗？叫我们“老陶”、“老曾”不更好吗？过去红军中就不是这样，那时官兵平等，讲民主，军官士兵平起平坐，部队废除打骂，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吃南瓜，毛主席朱总司令也一样，大家知道朱德扁担的故事吧！总司令和大家一起挑米哩。物质生活很苦，但是不开小差，就是由于精神上有个寄托。士兵都不想到国民党那里去，虽然那里吃得好，领光洋，但要打屁股。当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分土地，分给自己的阶级兄弟，虽然苦一点却很痛快。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工业化，用工业武装农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翻身，才能摆脱一穷二白。我们干部要学红军那样关心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多，这样人民吃点苦也会想得开。现在我们道理讲得不多，人们不够了解。三年来我们搞工业是快了，挤了农业。所有制改变太快，损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能不反映到生活上来。过去对粮食的估产有浮夸，天灾严重，我们工作也有错误，因此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粮食都有减产，广东减少二十亿斤，而非农业人口增加二百万，要吃十亿斤大米，因此口粮共减少了三十亿斤，全省三千九百万人算，每人减少八十斤粮食（大约短了两个月口粮），猪、家禽也跟着减少了。今年如果晚造好，明年可能恢复到一九五八年的生活水平，这就要比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增加十多亿斤，因为商品粮食的消费比过去增加了，这工作是相当艰巨的，我们现在正尽一切力量搞。几年来，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工业搞快了，搞工业是对的，但搞快了，现在要大力支援农业。其次是所有制改变得太快。我们工作有偏差，应该承认，不讲清楚人们就想不开。生活水平下降了，对人又不关心，物质条件差，精神又得不到寄托，就成问题了。我们有些干部，人家意见是正确的还斗争人家，讲几句怪话就说人落后，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听嘛。我们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对人民要采取完全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人民觉悟很高，基本上是团结的，教育界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感到满意。党团员要相信人家，有做得不对的就要承认错误，改正。不能立刻改过来的，也要关心人家，人家就不会有很大意见。教师的口粮是不高的，平均二十六斤还要节约。过去我们发支票，说什么时候好转，但未兑现。现在要说明：今年还是困难，明年十月以后就会好些，肯定会好些。但也不可能说很好了，应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在欣欣向荣的，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但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精神安慰一下也好嘛。我建议教师口粮调整一下，至少不得低于二十六斤，体育教师个别还可以调高一些，让人家吃得饱才可以教书。学校的福利应搞好一点，现在灯光不够，近视眼人数增加，不要把下一代都搞成近视眼。学校破破烂烂的应修缮一下，原来七十多万元基建费不要冻结，还可以增加五十万元，搞点修补，首先修理教室，宿舍、饭堂也解决一下，重点放在中学。过去文教基建费排不上，往往被挤掉，冻结了，以后不要这样。可以考虑明年教职员增加一点工资，今年先作一些准备。一方面，明年农业搞好一点，东西多了，物价就下降一点，自由市场物价贵就是因为东西少了；另一方面，增加一点工资，生活就会好过些了。我们党团员应该了解这个情况，教职工生活是下降了，就应更关心人家，象过去红军里一样。如果又要吃南瓜，又要耍威风，人家就会跑光的。现在应该是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最后，谈一些政策问题。学校里有一批人过去在国民党里做过什么区分部书记之类的职务。当然国民党整个是坏的，他们也不可能不做一点坏事，人民是有意见的。但是解放十一年了，对他们就应区别对待。如果一直为我们工作，问题又早已交代，表现又是好的，就应该替他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们要他做老师，但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怎么行呢？如确实罪恶很大，民愤很大的，就不要让他当教师，换到另外地方好了。表现好，又不摘帽子，他们怎能有翻身之日，怎能做好工作呢？我们党不是从个人恩怨看问题，而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总之，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千多万共产党员，如不能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工作怎能做好？什么叫领导，什么叫作风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能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就是表现在把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建设社会主义上。团结是最要紧的任务。

　　还谈谈红专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取消“白专”的提法，“白”和“专”不应该联系在一起。什么叫做红呢？对教师们来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红。不管他信康德、信佛教，世界观是唯心主义都可以。马师曾很害怕打雷，要求搬到爱群大厦，这是迷信，但不妨碍他成为名演员，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也是红。因此，对人们红的要求不能太高，不然都成了共产党了。什么叫做专？对教育工作有经验，能贡献自己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专。现在我们要求别人过高过严，这是不好的，可以求同存异嘛。共产党应有容人之量。教育工作中也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能有人还相信杜威的教育观点。杜威的观点也可以保留，尊重你的保留，“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观点总不能完全一致。看戏也是一样，有人说马师曾好，有人说马师曾不好。杨康华喜爱粤剧，杜老（指杜国庠——编者）喜爱潮剧……我什么也喜爱，个人爱好问题，不能要求相同。吃菜也是这样，有人喜欢辣，有人喜欢酸，饭堂吃一样的菜，我就不赞成。应该大方向相同，其它则求同存异。只要拥护共产党，执行党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可以保留，留待以后证明，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今天耽误了大家两个半小时，作为第一个发表意见，请议论一下，对的大家就说对，不对的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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