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纪谈》序言|陶铸

《西行纪谈》序言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今年九、十月间，我同几位同志一齐到粤西和海南去检查工作。沿途同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基层干部广泛接触，边看边听边谈，共同商量，也到群众中作了一些调查、访问。同行的同志把大家议论得来的意见，写成通讯，题为《西行纪谈》，寄给《南方日报》发表。陆续写陆续登，共得二十七篇。

　　《西行纪谈》的写作，可以说是在三个方面作了一次试验。

　　《西行纪谈》的写作，是在检查工作的方法上的一个试验。记得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省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检查团，在全省范围检查生产工作。省委的领导同志差不多都下去了。所到之处，不少地方张贴标语，“欢迎省委检查团莅临指导”，群众“熙熙攘攘”，很是热情，我们则有点象“招摇过市”的样子。但是，从检查工作的效果来看，实在什么东西都没有认真地看，也就无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方法，近两年来已经不再采用。这次约了几个同志，静悄悄地下去，时间一个多月，行程近万里，虽属走马观花，但毕竟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再同下面的同志，一商量，一议论，肯定或否定，就更加明确。沿途借助几位拿笔杆的同志的力量，随手把这些意见写成通讯，交报纸发表，作为向干部和群众的建议。这比诸下乡回来以后，再动手整理材料，向省委打报告，然后由省委批转下去的方法，又显得迅速及时一些；登在报上，看的人也多一些，而且谈的问题也可以随便一些，广泛一些。一个政策下去以后，由于干部的政治水平不一样，思想作风不一样，因而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和执行，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和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抓住和发扬好的，纠正缺点和偏差，才有可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贯彻实行。为此，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力求同下面密切联系，掌握工作进程，以便于及时交流经验和纠正错误。这么一来，下面的同志就会少出偏差和错误，工作少受一些损失，不至于等到问题成了堆才去作总的纠正。在这里，利用报纸作为组织和领导工作的工具，既灵活，又方便，非常重要。这是毛主席所指示的工作方法，我们必须学会很好地运用。写作《西行纪谈》可以说是运用这个领导方法的一种尝试。从它发表以后所得到的反应来看，效果是不坏的。

　　我们检查工作的目的，总是为了贯彻实行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直接担当着组织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重大责任，是直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人。那么，县以上领导机关的主要职责就在于在党的方针、政策制定以后，切实地帮助基层干部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划清正确与错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帮助他们学会走群众路线，同群众一道使方针、政策见诸实行。这就不仅要及时地向他们传达和讲清政策；更重要的是还要不断通过具体的事实，给他们分析我们所做的工作对在哪里，或者错在哪里，从而帮助他们在实践中，通过切身的体会，进一步明确地划清政策界限。《西行纪谈》也是这样的一个试验，即从一个个具体事实材料的分析中，引出关于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经验教训来，这样可以使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比较容易明瞭，容易接受，可以启发他们仿照所提出的意见，解决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尤有进者，我们党的每一项政策，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动员和组织群众起而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毕生致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的中心。我们党的政策的总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群众观点。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就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群众利益。现在，我们的许多干部，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既然是那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但为什么又总是不能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而且还会摇摆不定，甚或做出某些蠢事来呢？这主要的是，他们还没有牢固地确立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以致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缘故。没有牢固的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就难于明晰地和锐敏地分辨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谬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也就难于自觉地和勇敢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极容易为主观主义的思想所蒙蔽，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做出一些蠢事或坏事来。我们的每一项政策，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这里包括着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两个方面，党的政策总是全面地体现这两个方面的利益，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按党的政策办事，必须以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为其基本的出发点。为了教育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明确地树立这些思想，让他们读一读《西行纪谈》的每篇文章，是会有裨益的。

　　《西行纪谈》的写作，也是在新闻报道上的一个试验。目前省内的报纸在新闻报道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是哪些问题呢？一曰不敢于提出问题，二曰缺少建设性的批评，三曰体裁格式单一化。可以说，不尖锐和八股气，就是目前新闻报道上的通病。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党的一个政策下去以后，由于干部的认识总是参差不齐的，那么，作为贯彻政策的极为重要的工具的报纸，就必须在贯彻政策的过程中，帮助党委去解决一个个问题，防止和克服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随时指导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划清政策界限，鼓励和帮助他们按照政策所指示的做好工作。因而，报纸就必须不断地、一个一个地把工作中的问题尖锐而明确地及时地提出来，把那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好经验传播开去，同时还得适当地批评那些离开了党的政策的错误观点和做法。现在，我们的报纸虽然努力在这样做着，可是总还未能令人满意。我们的新闻工作人员就是不敢尖锐地提出问题，怕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省委多年来要求报纸开展批评，而批评总是展不开。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水平所限，不容易从实际中抓到最中心最关要紧的问题。其次是他们有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又是不应有的。《西行纪谈》的每一篇文章，总是要提出一个问题，总是有表扬又有批评。这些文章中的属于批评方面的意见，登在报上，是不是“泼冷水”呢？会不会起消极作用呢？显然，都不是，都不会。有了这个样子，我想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顾虑就可以消释了。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又决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因此，我们的报纸以表扬成绩为主，但又不可没有批评。现在，报纸对工作成绩的宣传，尽管材料很多，篇幅很多，而对照这些事物的本身，可说是宣传了千分之一也不到。而在另一方面，报纸缺少了建设性的批评，也使人看了觉得真实感不足，即没有全面地反映客观真实情况。报纸上的批评，当然不要过多、过分和过于集中，否则也是违反了客观的真实；但是，建设性的批评则是一张报纸所不可缺少的。这些批评，只要在立场、观点上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满腔热情的，是为了贯彻党的政策而不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对被批评的单位是采取共命运、同呼吸的态度的，对它的缺点和错误能分析其产生原因和指出改正办法的，那就决不是什么“泼冷水”，决不会起消极作用，到什么时候来看也不会被认为是右倾。

　　报纸要提出问题，那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锻炼自己的立场、观点。除此之外，还要把眼、耳、腿、脑、手这些在认识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时需要使用的器官统统运用起来。现在，我们的记者往往只带耳朵，找某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谈一谈，听了就写，很少深入到第一线的现场，亲眼看一看，再用脑子想一想，然后动笔。我们长着两只耳朵，是为了兼听。要一边听干部的话，一边听群众的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古人也这般说的。可是，我们的记者同志，往往只注意听干部的话，而没有更多地去听群众的话，互相参照；只用一只耳朵，而不是用两只耳朵。这样，就发现不了什么问题，而只能写出一些一般化的报道，还写了一些不真实的报道。要写出提出工作中的问题的新闻通讯，必须眼、耳、腿、脑、手“五官”并用。耳要聪，目要明。深入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多看，多听，多想，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这样总是比较能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

　　我们的报纸也有过不少好的文章，好的通讯，但体裁格式单调则是通病。写文章、写通讯，总要有体裁、格式，而丰富的现实生活要求体裁多样化、格式多样化，以便确切地加以表现。比方写字，颜、柳、欧、苏，就是四体。现在我们的报纸的文章、通讯，当然也有一个体；不过，看来看去，只有那么一个体，天天只是这个体，篇篇只是这个体，即使这个体裁很好，也会使人感觉单调无味，显得八股气。初写文章、通讯，难免要模仿，但写文章、通讯，总不能只去模仿那几个人或那几篇东西，必须进而有所创造。《西行纪谈》的文章，看来，可以说是在新闻报道方面创一体、备一格。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那么，只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既在新闻报道的内容方面用功，又在新闻报道的形式方面用功，打破某些陈旧的格调，跳出相互模仿的圈子，创造出更多的好体裁好格式来，我们的报纸就可以办得丰富多采，引人入胜，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作用也就会更大。当然，不能说这二十多篇文章一点八股味道也没有了，由于它是随行随谈，随写随发的，它的形式还远远不够理想。不过它给人以一种新颖的感觉，却是比较明显的。

　　《西行纪谈》在上述三个方面作了试验，它自从在报纸上刊登以来，所得到的反应是良好的。为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和各级干部，特别是做宣传工作的干部改进工作的参考，现在，把它做了若干补充和修改，编成这个小册子，我想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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