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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死


  国庆节,帮忙的人休息,儿子来给我做饭,饭后我和他闲谈。

  我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

  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

  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儿子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大节日,这样的谈话,也不好再继续下去,我也就结束了自己的唠叨。儿子对一些问题,会有自己的想法。我的话,只能供他参考。我死后,他也会自做主张,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我有些话,是不愿也不忍和他说的。比如近来读到的,白居易的两句诗:“所营惟第宅,所务在追游”,在我心中引起的愤慨。还有,前些日子,一位老同志晚间来访,谈到一些往事,最后,他激动地拍着两手,对我说:“看看吧。我们的手上,没有沾着同志们的血和泪!”在我心中引起的伤痛,就不便和孩子们讲。就是说了,孩子们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的。

  其实,生前谈身后的事,已是多余。侈谈书画,这些云烟末节,更近于无聊。这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超脱的人,而是一个庸俗的人。曾子一生好反省,临死还说:“启吾手,启吾足。”他只能当圣人或圣人的高足,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历代的英雄豪杰,当代的风流人物,是不会反省的。不只所做所为,他一生中说过什么话。和写过什么文章也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王羲之说:死生亦大矣。所以他常服用五石散,希望延长寿命,结果促短了寿命。苏东坡一生达观,死前也感到恐怖。僧人叫他身往西方极乐世界,他回答说实在没有着力处。

  总之,生,母子虽经过痛苦,仍是一种大的欢乐;而死,不管你怎样说,终归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

  在大难之前,置生死于度外,这样的仁人志士,在中国,历代多有。在近代史上,瞿秋白同志,就义前的从容不苟,是最使后人凛凛的人。毕命之令下,还能把一首诗写完。刑场之上谈笑自若。这都是当时《大公报》的记载,毫无私见,十分客观。而“四人帮”的走狗们,妄图把他比作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不知是何居心。这些虫豸,如果不把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贬低,都除掉,他们的丑恶形象是显现不出地表的。而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又迅速灭亡了。这是另一种人、另一种心理的死亡。他们的身上和手上,沾满和浸透了人民的和革命者的血和泪。

  198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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