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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续谈


  答: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

  答: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年轻时在家里读书,书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对我爱书的嘲笑,有八个字:“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

  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客:这也难说。我看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只对书,对什么东西,也是珍惜,不肯抛废。这是否和长期过艰苦生活有关呢?

  答:我们已经谈过,我自幼家境并不好,看到母亲、妻子终日织纺,一粒粮食,得来不易,我很早就养成了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惯,有时颇近于农民的吝惜。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已经描写在一篇小说之中,作为自嘲。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离乡背井,可以说是穷到一无所有。行军时,只有一根六道木棍子和一个用破裤子缝成的所谓书包,是我唯一的私有财产。我对它们也是爱护备至,唯恐丢掉。特别是那根棍子,就像是孙悟空手里那根金箍棒一样,时刻不离手,从晋察冀拿到延安,又从延安拿到华北。你看,人总是有一点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只剩下一点破烂,也像叫化子,不肯放下那根破枣木棍儿。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破书包里,还总是带着一本书,准备休息时阅读。我带过《毁灭》、《呐喊》、《彷徨》,也带过《楚辞》和线装的《孟子》。那时行军,书带多了,是走不动的,我就选择轻便的书带上。

  客:你读书,有没有目的性?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读书,才是自觉的,有所追求的呢?

  答:幼年读书,可以说是没有目的的,上小学是为了识字,看小说,是叫做看闲书。《红楼梦》、《封神演义》,是我在本村借来看的。如果说读书,是为了追求什么,那应该从我读高中说起。这时,我已经十九岁,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战事,接连发生,这是国家民族的处境。我个人的处境是初中毕业,没有生活出路,父亲又勉强叫我再上二年高中。高中毕业以后,又将如何,实在茫然。人在青年,对国家,对家庭,对周围环境,对个人,总是有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与失望,感慨和不平的。但我并没有斗争的勇气,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的革命活动。我处在一种隐隐的忧闷之中彷徨不定,想从书本上,得到一些启示,一些安慰,一些陶醉。

  读书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总是带有时代特点。青年读书,总是顺应时代思想的潮流的。这一时期,我读了大量的新兴社会科学和新兴革命文学的书籍,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抗日战争,无疑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动力。所以说,二十岁上下时的读书,虽然目的性并不明确,但对国家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对自身生活、思想的解放和进步的向往和追求,还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很强烈的。

  我应该感谢书籍,它对我有很大的救助力量。它使我在青春期,没有陷入苦恼的深渊,一沉不起。对现实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它时常给我以憧憬,以希望,以启示。在我流浪北平街头,衣食不继时,它躺在街头小摊上,蓬头垢面与我邂逅。风尘之中,成为莫逆。当我在荒村教书时,一盏孤灯,一卷行李,它陪我度过了无数孤独的夜晚,直到雄鸡晓啼。在阜平草棚,延安窑洞,它都伴我枯寂,给我营养,使我奋发。此情此景,直到目前,并无改变。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白头偕老,可谓此矣。我对它珍惜一点,溺爱一点,也是情理之常,不足为怪了。

  198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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