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致谌容

致谌容

　　谌容同志：

　　五月二十九日惠函敬悉。以后赐信，还是寄到我家里或是报社，由作协转信，有时很慢。

　　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

　　你来时，我正写的文章，题目叫《耕堂读书记——读沈下贤集》。读书记，是我近年常写的一个题目。它不是创作，所以也谈不上打断，此文已经发表，现在寄上剪报一纸，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因为自己已很久不写小说，近年来也很少看小说。你的小说，那样有名，我也没有认真去读过，这是很不应该的。当代作家的作品，总是有个机缘，我才偶尔读一些。

　　当收到你惠寄的大著《太子村的秘密》的时候，正赶上《收获》也来了，我一看上面有你的作品，不知为什么就要急于读这一篇。

　　我用了三个晚上，读完了你的中篇小说《散淡的人》。我读书的习惯是，不读则已，读起来就很认真，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你的作品，也是这样读完的，而且是选择安静、精神好、心平气和的时间读的。

　　名下无虚士，你的小说，写得真好。它能吸引人，我是手不释卷地读完的。

　　你用现实和历史交替的写法，完成这篇故事。杨子丰这个人物，写得饱满、完整，血肉充盈，神采飞扬。这并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当然也很难说，是个喜剧的人物。他的言语机锋，有很多名言谠论。这也是时代的产儿，幸而他没有夭折，完成了伟大的动荡时代的一个方面的证词。小说结尾之处，有余韵，有没有说完的，不易解答的问题，使我掩卷沉思。

　　谌容同志，原谅我，关于你这篇小说，我就谈这一些。这是我真实的读后感，或者说是读书记。我不是理论家，我厌烦繁琐的言词，也不会写头头是道，五彩缤纷的文章。

　　但是，就这个机会，我还想和你谈一些题外的话。我读作品虽然很少，但也能发见，当代中、青年作家中，确不乏有才有志之士。他们严肃地从事创作，认真地思考问题。对时代，也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民族，有一种赤诚，有一种信念。

　　这种赤诚和信念。都饱含在他们的文字语言中间。创作方法，也可以说是创作风格，不会一样。一种是表象的写法，一种是内心的写法。前者是通过场景表现人物，包括服饰、饮食、起居方面的细微描写。故事紧凑，人物活跃，通篇有声有色，无懈可击。这种小说，我通常称之为规格的小说，来源于莫泊桑。这是精心细致做出来的小说。写这种小说的人，不断采撷，不断写作，每隔一段时间，就完成一篇作品，很有规律，成为职业作家。

　　另一种小说，即第二种，是作者内心郁结，不吐不快，感情冲动，闻鸡起舞。这种写作，形式有时不完整，人物有时也有缺陷，但作者的真情实意，是不可遏止的。作品中有他的哲学，有他的血泪，有他的梦幻，读起来，谁也不能心平气和，不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这种小说的根源，外国可找契诃夫，中国则是《红楼梦》。这种创作，常常是偶然的，难以后继的，是天籁，电光一闪。这不是做出来的小说，是个人情感和所遇现实碰击出来的火花。

　　当然，两种小说，也很难断然划开。先是写第二种，后来变为第一种，也是有的。而先写第一种的，却很少转为第二种。这两者并无高下之分，由作家的气质、师承和爱好而定，前者倒可以说是小说的嫡传。在中国，茅盾的小说似前者，而鲁迅的小说，似后者，不知你以为然否？等我慢慢再读一些你的作品，我们再详细讨论吧。

　　读完你的《散淡的人》，脑际萦绕，有不能已于言者，今晨三时起床，胡诌了以上几点。外面则雷电交作，大雨倾盆，这种氛围，最利于写作了。

　　祝　好

　　孙犁
　　198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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