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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濯(4)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康濯兄:

  这两天我在旧存的《解放日报》上剪读了你的《灾难的明天》和陈辛的批评①。这篇稿子寄到延安时,我正束装待发,没来得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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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灾难的明天》是我写于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间的一篇小说,一九四四年冬天,我从晋察冀边区通过部队的通讯系统寄往延安,后连载发表于《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四版上,二十二日并同时发表了陈辛同志写的评介文章,肯定了作品的成就,也指出了不足。孙犁这封信谈到这篇小说,很明显是过誉了。

  我以为陈辛的批评是不错的。

  我觉得小说的好处表现在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调查研究,用心的观察体会,因此它不与主题思想两家皮。我觉得一个南方人,对这里的人民生活和情绪体会到这样非常不容易。

  从这篇小说唤起了我山地生活的印象,不瞒老兄说,我因为老是有个冀中作目标,我忽略了在那里生活时对人民生活的关心,现在我差不多忘记了那里的山水树木。读过后,我觉得那里的人民是这样地简单可爱,例如老太婆,虽是常常耍个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简单可爱呀!现在我才进一步想到人民斗争成绩的丰富和辉煌。在这样的地方,人民生活在极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这样美的动人的故事。

  我和别人谈过,你老兄是谨严的小说作风,从这一篇我学习了不少东西,正好医治我这乱弹现象。我写就发展不了这么多情节过场,及至后来,你竟是低回往复的唱起歌来了。

  另外,我觉得这篇凡是有关心理的描写都很好,好在它不是告诉人说:这是人物的心理呀!而是那么自然而深刻地与行动结合着,甚至引的我反复读,奇怪你为什么能弄的这么没有痕迹。例如婆媳在纺线上的纠缠便是。

  我自然也同意陈辛说的那故事进行有些滞碍。例如中间那一段“就从退租说吧……”我觉得就有碍人前进阅读的不妥地方。

  关于老太婆年青生活的插写一段,就好些。这自然也许是我爱好的偏见。

  关于用语,邓康说有些南腔北调,我只觉得在语言上还不完全精炼,你不爱雕词琢句,也是你的好处,不过像:“老把式到底可强哩!”

  就不如说成“还是老把式!”

  我想编一套农村生活小说丛刊,供给农村阅读,我想这篇算一册,我写篇“怎样读和怎样写”附在后面。

  后面谈谈我的现状,现状没有分别,八中走了,少了兼课,轻闲一些,写了一篇《冰床上的叮咛》,寄上。身体如常,工作顺利,一切勿念。

  沙可夫同志来信,备极关心,甚至要我去张家口,我想是传说我的生活困难,有些过于夸大的缘故,事实上,没有什么。我已经给他去信,我要在这里留一个时期,再说。

  昨天读到了,《晋察冀日报》副刊上一位白桦同志对《碑》的批评①。我觉得他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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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所提写文章批评《碑》的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他的批评文章是“左”的思想的产物。

  批评者或许对冀中当时环境不甚了了。文章内交待的明白,战士是夤夜到村里,秘密过河行动,别的村人并不知道,他们迫进河流,已抵绝路,因此起初只有一家人那么沉重。

  乃至小姑娘给一些人说明,他们“感到绝望的悲哀”也不能说是“太寂寞了”,有什么寂寞的,那不是看戏,一群战士迫于绝路,又不能救助,低下头来,感到悲哀,并不是小资情绪。要怎样描写?拍手叫好?还是大声号哭?

  并且,他们观战也不是“冷静的”,“没有同情”,“没有敌忾”,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文章写的明白,起初是长期对战争的渴望,他们来观战,这在平原上是常有的事。及至大雾消沉,看出形势不利于我们,他们才悲哀绝望。

  我那一段描写,是太冷静了吗?怎样写才算热烈?

  他还谈到老太太的“转变”,我那老太太并没有什么转变。

  什么她的转变不是基于对敌人的仇恨,批评者如何知道?难道一定要写一段转变的基本动机吗?

  而那基本的东西是写过了的。

  这个批评我觉得不够实事求是。

  以上不过是说着玩玩,助兴而已,我不打算来个什么反批评。有时间多写一段创作也好。

  冀中没什么新鲜事可告。听说不久成立文联,自然没有什么新鲜。河间有个大戏院,每天唱旧戏,观众拥挤,《平原》增刊上来了一次佯攻,他们很不高兴。

  崔嵬要成立科班。王林改小说和准备结婚。秦兆阳也在八年编委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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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崔嵬、王林、秦兆阳,当时都在冀中。崔“成立科班”是指崔嵬同志组织剧团和举办戏剧、文艺工作者的训练班等活动。

  敬礼

  孙犁
  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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