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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烛庵杂记


  一

  五十年代末,一位姓王的文教书记,几次对我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写了,休息休息吧!”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好意,以为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按照他的职务,他本应号召、鼓励我们多写,但他却这样说,当然是在私下。我后来才体会到,在那一时期,这是对我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这位书记,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他自然也不是完人,也给我留下过不太好的印象。但总起来说,他是个好人。古人称这样的人为君子,君子爱人以德。

  二

  有那么很多年,谁登台发言,或著文登报,“批判”了什么人,就会升官晋爵。批判的对象越大越重要,升的官位就越高。这种先例一开,那些急功好利之徒,谁不眼红心热?流风所及,斯文扫地。

  一九四八年,我当记者时,因为所谓的“客里空”错误,受到一次批判。我的分量太轻,批判者得到的好处,也不大,但还是高升了一步。

  冤家路窄,进城以后,我当记者,到南郊区白塘口一带采访时,又遇到了这位同志。他在那里搞“四清”,是工作组的成员。他特别注意我的采访,好像是要看看,经过他的批判,我在工作上有没有进步。有一次,我到食堂去喝水,正和人们闲聊,他严肃地对我说:“到北屋去,那里正在汇报!”

  我没有去。因为我写的文章,需要的是观察体验,并不只是汇报材料。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同志,和我同住一间牛棚。一同推粪拉土,遭受斥责辱骂,共尝一勺烩的滋味,往事已不堪回首矣。

  三

  凡能厚着脸皮批判别人的人,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批判时,脸皮也很厚。“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一位同志同受批判,台上发言者嗷嗷,台下群众滔滔,他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光着的两只脚,互相磨擦着,表现得非常悠闲自然。后来“造反派”不断对他进行武斗,又把他关了起来,他才表示屈服。

  四

  “文革”那几年,编报也真难。每天有领袖像,而且越来尺寸越大。不只前后左右,要注意有无不好的字眼,就是像的背面,也要留心。只要有人指出,有什么坏字坏词,挨上了像片,那就不得了。那时报纸上,咒骂和下流的话语又很多,防不胜防。每日报样印出,必经多人审查,并映日光而照视。虽然“造反派”掌握了新闻大权,也是终日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成为现行反革命。

  五

  “文革”时,我们这些“走资派”搞卫生,照例是把纸篓里的脏纸,倒进院里的大铁桶,以备拉走。有一次,不知是谁那么眼尖,看到了从报纸上撕下的一片领袖像。那时,每天的报上,都有大幅领袖像,恐怕是谁一时不留心用了,随手倒进去也就算了。他却捡出来,报告了造反总部。一经报告,又有物证,必须查处。一阵人慌马乱,还终于查出来了。

  据说是传达室值夜班的一位女同志。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同志,从此患了神经病,两年以后,投河自尽。

  六

  现在,我想,人是有君子、小人之别的。古代的哲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区别,并描绘了他们的基本特征。有关小人特征的古语是:见利忘义。势利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小人得势,不可一世,等等。

  人,成为君子,或成为小人,有先天的,即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即环境的因素。文化教养,也有影响。古代和近代,都曾有人主张经过教育,可使人成为君子,失去教育的机会,乃成为小人。实际上,一般文化教育,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法律和法制,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历代都重视“律”。

  抗日战争是一种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当时,舍身卫国,志士仁人,到处都可以遇到,人人思义,人人忘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好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若干年,为何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小人之行呢?显然不单单是教育或文化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环境,政治土壤,培育了君子之心,或是助长了小人之志的结果。古语说:“小人唯恐天下不乱”。“文化大革命”取消了作为国家命脉的法制,使那些小人真的变得“无法无天”了。

  1986年4月17日剪贴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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