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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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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初冬,敌人相继占领了冀中大部县城。我所在的抗战学院,决定分散。在这个时候,学院的总务科刘科长,忽然分配给我一辆新从敌占区买来的自行车。我一直没有一辆自行车,前二年借亲戚间的破车子骑,也被人家讨还了。得到一辆新车,心里自然很高兴,但在戎马倥偬、又多半是夜间活动的当儿,这玩意儿确实也是个累赘。再说质量也太次,骑上去,大梁像藤子棍做的,一颤一颤的。我还是收下了,虽然心里明白,这是刘科长在紧急关头,采取的人分散物资也分散的措施。 我带着一个剧团,各处活动了一阵子,就到了正在河间一带活动的冀中区总部。冀中抗联史立德主任接收了我们,跟着一百二十师行军,当天黄昏站队的时候,史主任指定我当自行车队的队长。当然,他的委任,并非因为我的德才资都高人一筹,而是因为我站在这一队人的前头,他临时看见了我。 我虽然也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但夜晚骑车的技术,实在不够格,经常栽跤,以致不断引起后面部属们的非议。说实在的,这个抗联属下的自行车中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都是些新参加的青年学生,他们顺应潮流,从娇生惯养的家里出来,原想以后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出来不多两天,就遇到了敌人的大进攻,大扫荡,他们思家心切,方寸已乱。这是我当时对我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基本估计,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或不尊重我的领导。 一百二十师,是来冀中和敌人周旋打仗的,当然不能长期拖着这个掉动不灵的尾巴,两天以后,冀中区党委,就下令疏散。我同老陈同志被指令南下,去一分区深县南部一带工作。 一天清早,我同老陈离开队伍往南走,初冬,田野里已经很荒凉,只有一堆堆的柴草垛。天晴得很好,远处的村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冬雾笼盖着,树林和草堆上,也都挂着一层薄薄的霜雪。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也遇不到一只野兔。四野像死去了一样沉寂,充满了无声的恐怖。我们一边走着,一边注视着前面的风吹草动,看有没有敌情。路过村庄,也很少见到人。狗吠叫着,有人从门缝中望望,就又转身走了。一路上都有惊魂动魄之感。 我和老陈,都是安平县人,路过安平境,谁也没想到回家去看看。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了深县境内。 “我们在哪里吃饭住宿呢?”一路上我同老陈计议着。 “我二兄弟国栋,听说在大陈村教武术,这里离大陈村不远了,要不我们去找找他吧!”老陈说。 老陈兄弟三人,他居长,自幼读书,毕业于天津第一师范,后在昌黎、庆云等处执教多年,今年回到家乡参加抗日,在抗战学院任音乐教官。 他的三弟,听说在南方国民党军队做事。他的二弟在家过日子,我曾见过,是个有些不幺不六的愣小伙子,常跟人打架斗殴,和老陈的温文尔雅的作风,完全不一样。 天很黑了,我们才到了这个村庄。这是个大村庄,我们顺南北大街往前走,没遇到一个人。我们也不敢高声喊问。走到路西一家大梢门前面,老陈张望了一下,说:“我记得他就在这个院里,敲门问问吧!” 刚敲了两下门,就听得有几个人上了房,梢门上有像城墙垛口一样的建筑。 “什么人!”有人伸出头来问,同时听到拉枪栓的声音。 “我们找陈国栋,”老陈说,“我是他的大哥!” 听到房上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说:“没有!” 紧接着就望天打了一枪。 我同老陈踉跄登上车子,弯腰往南逃跑,听到房上说:“送送他们!” 接着就是一阵排枪,枪子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不过打的比较高。我们骑到村南野外大道上,两旁都是荆子地,我倒在里面了。 我们只好连夜往深南赶,天明的时候,在一个村庄前面,见到了八路军的哨兵,才算找到了一分区。 在一家很好的宅院里,很暖和的炕头上,会见了一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并见到了深县县长张孟旭同志,张和老陈是同学,和我也熟。他交给我们一台收音机,叫我们每天收一些新闻,油印出来。 从此,我和老陈,就驮着这台收音机打游击,夜晚,就在老乡的土炕上,工作起来。 我好听京剧,有时抄新闻完了,老陈睡下,我还要关低声音,听唱一段京戏。老陈像是告诫我:“不要听了,浪费电池。” 其实,那时还没有我们自己的电台,收到的不过是国民党电台广播的消息,参考价值并不大。我还想,上级给我们这台收音机,不过是叫我们负责保管携带,并不一定是为了听新闻。 老陈是最认真负责,奉公守法的人。 抗战胜利,我又回到冀中,有一次我在家里,陈国栋来找我,带着满脸伤痕,说是村里有人打了他。我细看他的伤,都是爪痕,我问:“你和妇女打架了吗?” “不是。有仇人打了我。”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判定他是自己造的伤,想借此和人家闹事。我劝他要和睦邻里,好好过日子,不要给他哥哥找麻烦。最后,我问他:“那次在大陈村,你在房上吗?” “在!”他斩钉截铁地说。 “在,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黑灯瞎火,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哥哥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吗?” “兵荒马乱,听不出来。” “唉!”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和我们演了一出古城会!” 1981年11月4日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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