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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曼晴


  最近,使我难过的事,是听到曼晴逝世的消息。

  曼晴,在我心中,够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忠厚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负责的人。称之为朋友,称之为战友,称之为同志,都是当之无愧的。

  曼晴像一个农民。我同他的交游,已写在《吃粥有感》一文,和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之中。文中记述,一九四〇年冬季反扫荡时,我同他结伴,在荒凉、沉寂和恐怖的山沟里活动的情景:一清早上山,拔几个胡萝卜充饥;夜晚,背靠背宿在羊群已经转移的空羊圈里。就在这段时间,我们联名发表了两篇战斗通讯。

  这也可以说是战斗。实际上,既没有战斗部队掩护,也没有地方干部带路。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游而不击,“流窜”在这一带的山头、山谷。但也没有遇到过敌人,或是狼群,只遭到一次疯狂的轰炸。

  一想起曼晴,就会想起这段经历。后来,我们还写了充满浪漫蒂克情调的诗和小说。

  以上这些情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一代人的消亡,已经逐渐变成遥远的梦境,褪色的传奇,古老的童话,和引不起兴趣的说教。

  我很难说清,自己当前的心情。曼晴就不会想这么多,虽然他是诗人。曼晴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从不胡思乱想。

  抗日战争时期,曼晴编辑《诗建设》(油印),发表过我的诗作。解放战争时期,他编辑《石家庄日报》(小报),发表过我写的小说。“文革”以后,他在石家庄地区文联,编辑土里土气的刊物《滹沱河畔》。我的诗,当时没有地方发表,就给他寄去,他都给刊出了。后来,我请他为我的诗集,写一篇序言。文中他直率地说,他并不喜欢我那些没有韵脚的诗。

  我不断把作品寄到他手中,是因为他可以信赖;他不喜欢我的诗,而热情刊登,是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

  曼晴活了八十岁。这可以说是好人长寿,福有应得。他离休时,是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官职不能算高,可也是他达到的最高职位了。比起显赫的战友,是显得寒酸了一些。但人们都知道,曼晴是从来不计较这些的。他为之奋斗的是诗,不是官位。

  他在诗上,好像也没有走红运。晚年才出版了一本诗集,约了几个老朋友座谈了一下,他已经很是兴奋。不顾大病初愈,又爬山登高,以致旧病复发,影响了健康,直到逝世。

  这又可以说,他为诗奋斗了一生,诗也给他带来了不幸。

  1989年3月7日论曰:友朋之道,实难言矣。我国自古重视朋友,列为五伦之一。然违反友道之事实,不只充斥于史记载籍,且泛滥于戏曲小说。圣人通达,不悖人情之常,只言友三益。直、谅、多闻之中,直最为重要。直即不曲,实事求是之义。历史上固有赵氏孤儿,刎颈之交等故事,然皆为传奇,非常人所能。士大夫只求知音而已。至于《打渔杀家》,倪荣赠了些银两,萧恩慨叹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也只是江湖义气,不足为重。

  古人所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以及:使生者死,死者复生,见面无愧于心等等,都是因世态而设想,发明警语,叹人情之冷暖多变也。旧日北京,官场有俗语:太太死了客满堂,老爷死了好凄凉,也是这个意思,虽然有轻视妇女的味道。然而,法尚且不责众,况人情乎?以文革为例:涉及朋友,保持沉默,已属难得;如责以何不为朋友辩解,则属不通。谈一些朋友的缺点,也在理应之例,施者受者,事后均无须介意。但如无中生有,胡言乱语,就有点不够朋友了。至于见利忘义,栽赃陷害,卖友求荣,则虽旁观路人,妇人孺子,亦深鄙之,以为不可交矣:人重患难之交,自亦有理。然古来又多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之人。此等人,多出自政治要求,权力之事,可不多赘。

  余之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结,从不强求。对显贵者,有意稍逊避之;对失意者,亦不轻易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义,以求两无伤损。余与曼晴,性格相同,地位近似,一样水平,一路脚色,故能长期保持友谊,终其生无大遗憾也。

  8日晨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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