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2-2)

《善闇室纪年》摘抄(2-2)

　　一九三七年，二十四岁。暑假归家，七七事变起，又值大水，不能返校。（原在同口小学任教）国民党政权南逃。我将长发剪去，农民打扮，每日在村北堤上，望茫茫水流，逃难群众，散勇逃兵。曾想南下，苦无路费，并无头绪。从同口捎回服装，在安国父亲店铺，被乱兵抢去。冬季，地方大乱。一夜，村长被独撅枪打倒于东头土地庙前。

　　一日，忽接同事侯聘之一信，由县政府转来。谓彼现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叫我去肃宁。我次日束装赴县城，见县政指导员李子寿。他说司令部电话，让我随杨队长队伍前去。杨队长系土匪出身，他的队伍，实不整饬。给我一匹马，至晚抵肃宁。有令：不准杨队长的队伍进城。我只好自己去，被城门岗兵刺刀格拒。经联系见到宣传科刘科长，晚上见到侯。

　　次日，侯托吕正操一参谋长，阎姓，带我到安国县，乘大卡车。风大，候送我一件旧羊皮军大衣。

　　至安国，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朋友，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有的住在父亲店铺内。父亲见我披军装，以为已投八路军，甚为不安。

　　随父亲回家，吕之司令部亦移我县黄城一带。李之琏、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识王林于子文街头，王曾发表作品于大公报“文艺”，正在子文集上张贴广告，招收剧团团员。

　　编诗集《海燕之歌》（国内外进步诗人作品），后在安平铅印出版，主持其事者，受到黄敬的批评，认为非当务之急。

　　后又在路一主编的《红星》杂志上，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的文艺形式论》，在《冀中导报》发表《鲁迅论》。均属不看对象，大而无当。然竟以此扬名，路一誉之为“冀中的吉尔波丁”云。

　　一九三八年，二十五岁。春，冀中成立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主任，我任宣传部长。李之琏介绍，算是正式参加抗日工作。李原介绍我做政权工作，见到了当时在安平筹备冀中行署的仇友文。后又想叫我帮路一工作，我均不愿。至高阳等县组织分会，同行者有任志远、胡磊。

　　八月，冀中于深县成立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秘书长吴砚农，教导主任陈乔、吴立人、刘禹。我被任为教官，讲抗战文艺及中国近代革命史。为学院作院歌一首。学院办两期，年终，敌人占据主要县城，学院分散，我带一流动剧团北去，随冀中各团体行动。

　　大力疏散，我同陈肇又南下，一望肃杀，路无行人，草木皆兵，且行且避。晚至一村，闻陈之二弟在本村教民兵武术，叫门不应，且有多人上房开枪。我二人急推车出村，十分狼狈。

　　至一分区，见到赵司令员，并有熟人张孟旭，他给我们一大收音机，让抄新闻简报。陈颇负责，每夜深，即开机收抄，而我好京戏，耽误抄写，时受彼之责言。

　　后，我俩隐蔽在深县一大村庄地主家，村长为我们做饭，吃得很好。地主的儿子曾讽刺说：“八路军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曾冒险回家，敌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至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

　　时，刁之安为我县特委，刁即前述我至京郊黑龙潭所访之育德同学。刁深县人，外祖家为安平，所以认我们为老乡。

　　为人和蔼，重同乡同学之谊。但我不知他何时参加党组织，并何由担任此重职。

　　一九三九年，二十六岁。王林与区党委联系，送我与陈肇过路西。当即把车子交给刁，每车与五元之代价，因当时车子在冀中已无用。我的介绍信，由七地委书记签名，由王林起草。我见信上对我过多吹嘘，以为既是抗日，到处通行，何劳他人代为先容，竟将信毁弃。过路后，因无此信，迟迟不能分配工作，迂之甚矣。

　　同行者，尚有董逸峰，及安平一区干部安姓。夜晚过路时，遇大雨，冒雨爬了一夜山，冀中平原的鞋底，为之洞穿。

　　过路后见到刘炳彦，刘是我中学下一级同学，原亦好文学，现任团长，很能打仗，送我银白色手枪一支。

　　在一小山村，等候分配。刘仁骑马来，谈话一次。陈以遇到熟人，先分配。我又等了若干日，黄敬过路西，才说清楚。

　　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在城南庄（阜平大镇）。负责人为刘平。刘中等个儿，吸烟斗，好写胡风那种很长句子的欧化文章，系地下党员，坐过牢。

　　通讯社新成立，成员多是抗大来的学生，我和陈肇，算是年岁最大的了。在通讯社，我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小册子，题集体讨论，实系一人所为，铅印出版。此书惜无存者。在通讯指导科工作，每日写指导信数十封，今已不忆都是些什么词句。编刊物《文艺通讯》，油印，发表创作《一天的工作》、《识字班》等。

　　识西北战地服务团及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一些同志。

　　生活条件很苦。我带来大夹袄一件，剪分为二，与陈肇各缝褥子一条，以砖代枕。时常到枣林，饱食红枣。或以石掷树上遗留黑枣食之。

　　冬，由三人组织记者团赴雁北，其中有董逸峰，得识雁北风光，并得尝辣椒杂面。雁北专员为王斐然，即育德中学之图书管理员也。遇扫荡，我发烧，一日转移到一村，从窗口望见敌人下山坡，急渡冰河，出水裤成冰棍。

　　一九四〇年，二十七岁。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主任。我调边区文协工作，田间负责，同人有康濯、邓康、曼晴。

　　编辑期刊《山》（油印）、《鼓》（晋察冀日报副刊）。发表作品《邢兰》等，冬季反扫荡期间，在报纸发表战地通讯：

　　《冬天，战斗的外围》等。

　　写论文评介边区作者之作。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

　　识抗敌报（晋察冀军区报纸）负责人丘岗，摄影家沙飞等。

　　辩论民族形式问题，我倾向洋化。

　　一九四一年，二十八岁。在此期间，我除患疟疾，犯失眠症一次，住过边区的医院。秋季，路一过路西，遂请假同他们回冀中，傅铎同行。路一有一匹小驴。至郝村，当日下午，王林、路一陪我至家，妻正在大门过道吃饭，荆钗布裙，望见我们，迅速站起回屋。

　　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我帮助王林编《冀中一日》，工作告竣，利用材料，写《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册，此书后在各抗日根据地翻印，即后来铅印本《文艺学习》也。

　　妻怀孕，后生小达，王林所谓《冀中一日》另一副产品也。

　　在冀中期间，一同活动者，有梁斌、远千里、杨循、李英儒等。

　　一九四二年，二十九岁。春末回路西文联岗位。此年冀中敌人“五一大扫荡”。冬季，文联解散，田间下乡。我到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时间不长，又调到联大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

　　教育学院院长为李常青，他原在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自我到边区以后，对我很关心。抗战期间，我所教学生，多系短期训练性质，唯此高中班，相处时间较长，接触较多，感情亦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所以在去延安途中和到达延安以后，我都得到过这些男女同学的关怀和帮助。

　　时达来信说，带来家庭消息，往返六日去听这一消息，说长子因盲肠炎，战乱无好医生，不幸夭折，闻之伤痛。此子名普，殇时十二岁。

　　一九四三年，三十岁。冬季，敌人扫荡三个月，我在繁峙，因借老乡剪刀剪发，项背生水泡疮，发烧，坚壁在五台山北台顶一小村，即蒿儿梁。年底，反扫荡结束下山，行山路一日，黄昏至山脚。小桥人家，即在目前，河面铺雪，以为平地，兴奋一跃，滑出丈远，脑受震荡，晕过去。同行康医生、刘护士抬至大寺成果庵热炕上，乃苏。

　　食僧人所做莜麦，与五台山衲子同床。次日参观佛寺，真壮观也。

　　一九四四年，三十一岁。返至学院，立即通知：明日去延安。（此节已发表，从略。）

　　一九四五年，三十二岁，八月，日本投降，当晚狂欢。我很早就睡下了。

　　束装赴前方。我为华北队，负责人艾青、江丰。派我同凌风等打前站，后为女同志赶毛驴。路上大军多路，人欢马腾，胜利景象。小孩置于荆筐，一马驮两个，如两只小燕。

　　过同蒲路，所带女队掉队，后赶上。

　　至浑源，观北岳。

　　至张家口，晋察冀熟人多在，敌人所遗物资甚多，同志们困难久，多捡废白纸备写画之用。邓康、康濯都穿上洋布衣装。邓约我到他住处，洗日本浴。又给我一些钱，在野市购西北皮帽一顶，蚕绸衬衣一件，日本长丝巾一幅，作围巾。

　　要求回冀中写作，获准。同行一人中途折回，遂一人行。

　　乘火车至宣化，与邓康在车站同食葡萄，取王炜日本斗篷、军毯各一件。从下花园奔涿鹿，经易县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南行，共十四日到家。黄昏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

　　1985年8月1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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