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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生活的路(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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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文学艺术提高,应该经常有一些关于艺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问题是实际的作法,与此背道而驰,是为丛驱雀的办法。过去的文学评论,都是以若干条政治概念为准则,以此去套文艺作品,欲加之罪,先颁恶名——毒草,哪里还顾得上艺术。而且有不少作品,正是因为艺术,甚至只是一些描写,招来了政治打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争鸣的,那将越来越糟。有些是读者不了解当时当地的现实而引起,作者也不便辩解,总之,作者是常常处于下风的。 解放初,我曾和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通信讨论了一次《荷花淀》。《文艺报》为了活泼一下学术风气,刊登了。据负责人后来告诉我:此信发出后,收到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 有竞争,有讨论,才能促使艺术提高。 清末缪荃荪辑了一部丛书,叫《藕香零拾》,都是零星小书。其中有一部《敬斋泛说》,是五代人作的。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曾请曾秀苍同志书为小幅张贴座右。其文曰: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盅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所以我不主张空谈艺术。技法更是次要的。应该告诉青年们为文之道。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不是搞迷信吗?我甚至想,这是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 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普渡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划,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种观念。但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人道主义的作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道主义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形式。我只读过他一本《穷人》,别的作品,我读不下去。作家因为遭遇不幸,他的神经发生了病态。 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这里我想举出两篇短作品,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徒生的《丑小鸭》和普希金的《茨冈》。这两篇作品都暴露了人类现存观念的弱点,并有所批判,暗示出一种有宏大节奏的向上力量。能理解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文学三昧。 1980年3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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