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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


  ——给蒙古族作家佳峻的信

  收到你的来信和寄来的刊物《民族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九期。你的热情,感动了我有些枯寂的心。但一看到你的小说是个中篇,又是小字排的,我也有些为难。昨天下午,坐在阳光强的西窗下,开始阅读。

  我从来不好夸大其辞。我读了几段之后,就为你的艺术的功力,你所反映的民族生活,你所投入的思想情感,你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所吸引了。前些日子读了你写的《小草》,我就对人说,你进步很快,即将唱出不同凡响的歌。你的这篇《驼铃》,证实了我的话,我私心高兴极了。

  当然,你的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得来的。你来信说,二十年前你开始给我写信。可见,你从事此业,一定有更长的时间。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文学事业,依靠天生之才或外界之力,可以速成,是很靠不住的。

  近几年来,我也不断阅读一些新的文学作品,能使我净心涤虑,安静愉悦地读下去的东西,并不太多,你的作品,使我深受感动,你那些深沉的、真实的、诗一般的描述,竟使我干枯的老眼,饱含热泪。难道是我对你的作品的偏爱吗?我感觉到了你的艺术良心的搏动。它的音律,它的节奏,是我所熟悉的,是我能够理解的。它引起我对你所描述的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它为我的心灵所接收容纳。它的全部音量,长时间在我的胸膛里汹涌。

  你的作品,有宏大的艺术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生活,来自作家对生活的虔诚。你的生活积累,生活感受,是长期的,深厚的,是经过筛选的,是质地纯良的。生活、题材,在有些人的口头上,是多么简单的一回事!但读过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感动我。最初,我以为他们是吹牛。后来一想,也不尽然。他们是有生活,也有体验的,但对于生活,没有选择,没有取舍。他们的体验是偏狭的,卑琐的。没有经过提炼。作家站立的位置太低了。

  艺术要求博大精深。我也作过一些努力,然而这一目标,对我来说,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有时在一个方面,用些功夫,好像有了些收获;但一看其他几个方面,又大大的失望。

  你的艺术,在这四个字上,是有所开发的,如果你能不为易染的骄傲之气所耽误,是会大有希望的。我所以感到非常兴奋,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苗头,这线曙光。

  因此,当你在信中提到因为我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流派的时候,我是非常惭愧的,并认为你也未能免俗,无心地重复着别人说过的话。并没有那么一个流派。或者说,所谓的那个流派,是隐隐约约的,若有若无的。

  但是,当我读过你的小说《驼铃》,特别是它的前一部分之后,我忽然想:如果已经开始的,你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能够不弃涓细,把我的微薄的作品,潺潺的音响,视为同流,引为同调,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所谓流派,须是风格相近,才能形成。然风格又常常因人而异,且时有变化,所以真正、持久的形成,也很困难。风格绝不是形式。有人把风格看成是形式,说成是外在的东西,实是皮毛浅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态度,即作家的“创作用心”。用心的高下、宏细、强弱、公私、真伪的分别,形成风格的差异。

  你的风格,我认为是真诚的,高格调的。充满甘苦和血泪,欢笑和希望。你的行文似诗作,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是能引起万物的共鸣的。

  作家必须与自己的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要表现的,包括民族的兴衰、成败,优点和弱点,苦难和欢乐。

  包括民族的生活样式,民族的道德风尚。我对蒙古民族是生疏的,但从你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以上这些东西,并见到了我对自己民族的赤子之心。

  有的人,忽视民族道德、伦理、文化的传统,他们强调“创作”,强调要“赶上时代”。当然,创新和时代都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在民族传统上去理解和认识,那所谓新,所谓时代,就容易变成了“时髦”。时髦是好赶的,不费吹灰之力,贩夫走卒皆优为之。君不见街头巷尾,宅前宅后,妈妈们拖着刚刚会说话的婴儿,教他们用英国话,与客人再见,到处是拜拜之声乎!

  我的藏书中,有《元朝秘史》、多桑《蒙古史》,虽未细读,但我知道蒙古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伟大体魄、宽阔胸怀和丰富情感的民族。你的小说,充分表现了这一点,这是决定你的艺术风格的根本。

  你的小说,写了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和主人翁具备的高尚品质。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的东西,是它的主要职责。各个民族,都有它的道德规范。

  这种规范,并不是哪一个圣贤创造出来的,也不完全是统治阶级为了个人私利,强加于人民的。如果是那样形成的,人民就不会长期信奉遵守它。形成这种规范,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规范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规范,在人的头脑中,形成观念,同时反映在文化教育之中,受政治的影响和制约。规范的形成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是困难的。但当它遭到破坏时,其崩溃之势,也是不易收拾的。

  文学也是一种观念形态。因此,对作家的要求,常常是一些抽象的说法,比如说,要当一个正直的作家,作家要凭艺术良心写作等等。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到。或者说,有很多人并不能做到这样。因为文学工作是很复杂的精神劳动。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作家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有些人就不那么正直了,就不那么能凭良心说话了。

  但我们希望要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成为民族的忠实的热诚的歌手。

  读着《驼铃》,我听到了你的忠实而热诚的歌。

  作家要有主见和主张,不能轻易受外界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是作家的道德规范。过去,我们见到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今日东向,明日西向,大言不惭,没有固定形象,他们的“工作”,虽然在一个个时期,声势赫赫,是不足为训的。他们的作品,也是难以最终结集的。因为一结集,那些作品的主题,便会自相冲突,自我矛盾起来。

  很明显,以你的努力,你即将跻身在文坛之上,崭露头角。文坛虽小,也是一个社会,并长期被人看作名利之场,所以,并不像年青人所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个乐园,是个天国。

  历史上,这里也有所谓权势、地位,也有排挤和倾轧。站在这个文坛上,并不像登高山临大泽,那样能安闲地放歌行吟,远望沉思。它常常向你吹来纠纷和干扰的风。你应该冷静清醒,这样才能继续有效的工作。

  对于蒙古族的文学史,我一无所知。近年,北京出版了一种刊物,叫《新文学史料》,上面主要登载五四以来作家的传记和轶闻。我是很喜欢看的,希望你也注意及之。从上面,你可以看到,作家这一行业的复杂性,作家所走的不同道路,所得到的不同结果。这些结果,有的是时代造成的,有的是自己造成的,读之惊心动魄,深可借鉴。

  我虽驽钝,也曾想从近代文学史中,吸取一些为人作文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鲁迅先生之所以为众人景仰,无异辞,当之无愧,是因为他的伟大人格,对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对文学事业的至死不渝的耕耘努力。

  我想,既然从事此业,就要选择崇高一点的地方站脚。作品不在多,而在能站立得住。要当有风格的作家,不能甘当起哄凑热闹的作家,不充当摇旗呐喊小卒的角色。我已老矣,无所作为,但立命修身之道,愿与你共勉。

  祝 安好!

  1982年9月3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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