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讲故事的运动_孙犁

编讲故事的运动

　　中国人民大众爱听说书，自不待言，说好书的能夺一台大戏，这在庙会上是常有的事。而知道看重这里面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好的风尚，老百姓都知道小说故事能陶冶性情，砥砺志向，辨别善恶，改造社会的人情风俗。所以梁启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解说小说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量。

　　另外，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宋朝那些说书人不一定是写作家，但他们是出色的编讲家，一样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有的有底稿，更多的没有底稿，说过几次，说得周全完美了，会写的人代他们记录下来，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人小说，伟大的著作。

　　一个故事一定是越说越圆满、越精采。因为它不断生发，添长枝叶，增加情趣，切合现实。而师傅传给徒弟，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学了去又说、又修改，这就成了多人的集体创作，有很多人的心血、才智放在里边，作品自然就更精采动人，今天流传下来的小说，多一半不是一个人的手笔（或者说不是一个人的口舌）。

　　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不但是同时代的人的集体创作，而且是历史的、几朝几代的艺人的集体创作。

　　最好的例子是《水浒传》，当南宋年间发现了《水浒故事》，一时各地流传，你谈我讲，五花八门，成了无数的光彩夺人的片断故事，后来经过一个文人、一个大手笔施耐庵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连贯起来，润色一番，才成了今天的《水浒传》。这中间，从有《水浒传》说到成书，整整经过了四百年（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参加创作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现在我们农村，能写作的人这样少，而经过八年抗日，伟大的农民翻身运动，反顽战争，故事又是这样多，伟大的作品怎么产生呢？宋人说书的热烈运动和创作方法，就很可学习了。

　　我们农村的能编讲的天才可并不少，他们好讲故事，他们有很多听众，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习惯编讲新的、眼前的故事的习惯。这正像他们还不完全习惯看话剧一样；有的人有个错误观念：以为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搬出来演戏或说书没有劲气，不如陈一陈，过个三五十年，等生活变化了，再讲再演，才引人好奇，觉得新鲜。把艺术创作，看成和陈酒陈醋一样自然是不对的了。

　　我们提倡好说旧书的人，放下《小五义》、《三侠剑》来编新书，编新故事，把眼前的斗争、眼前的人物、眼前的生活编成各式各样长长短短的故事，来向大众讲说。

　　说了又改又补充，不久就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我们也就有很多新的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了，他们将代替黄天霸、武松、阮英、贾明、山西雁这些人物，为群众熟悉爱好。

　　而且各村、各区、各县都编了很多新故事、新平话、新小段，互相生发，互相取舍，互相合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希望，有一部新的《水浒传》，那就是新的《抗日英雄传》、《穷人大翻身传》、《人民战争传》了。我们的伟大时代的伟大小说也就出现了。那些短小的故事，也就会是新社会的《今古奇观》，或是新的“三言”了。

　　我们希望农村里掀起一个编故事讲故事的新平话运动，它和编写运动相结合，为眼前的斗争服务，为人民利益服务。

　　这个运动，自然没有减少了我们作家同志们写作的机会，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拿到群众中间去讲说，作为说书人的“话本”，群众也就会给他们补充、修正、改编、综合，作品和群众合作，和说书人合作，以后就成了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同时在他们写作的时候，一想到是要拿给说书人去讲说的，在写作的手法上也就有个准绳了。

　　作家、说书人、群众的结合，是作品成功的道路，中国古已有之，前面我们已经列举过《水浒传》，这是中国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人民文学的丰碑，此外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石玉昆和《三侠五义》，也因为这种结合使得他们的作品永垂不朽。《儿女英雄传》之所以在语言创作上能有那么很好的成就，也是因为作者文康习听说书，很受了人民文学语言的陶染。平话小说脉脉相承的历史，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的主流。

　　值此空前伟大的人民胜利的时代，人民文学也一定冲刷净非人民反人民的藩篱，而洋洋乎呈现它的伟大面貌的。

　　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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