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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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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周围城墙的垛口就拆的不见了。子午镇民工队,并起大沙篙,斜倚在城墙外面,妇女们把送过来的砖,一个连一个滑到护城河外面的平地上去,那里的老年人们垒了起来,叫大车拉走。 城墙上有一层厚厚的石灰皮,很不容易掀起,大镐落在上面,迸起火星儿来,震的小伙子们的虎口痛。后来想法凿成小方块,才一块一块起下来。李佩钟也挽起袖子,帮助人们搬运那些灰块,来回两趟,她就气喘起来,脸也红了,手也碰破了。 “县长歇息歇息吧!”挑着大筐砖头的民工们,在她身边走过去说,“你什么时候干过这个哩!” “我来锻炼一下!”李佩钟笑着说,用一块白手绢把手包了起来,继续的搬运。看见春儿也挑着一副筐头,她说:“春儿,给我找副筐头,我们两个比赛吧!” “好呀!”春儿笑着说,“识文断字,解决问题儿,我不敢和你比,要说是担担挑挑,干出力气的活儿,我可不让你!” 她们说笑着,奔跑着,比赛着。男人们望着她们笑,队长老常督促说:“别光顾的看了,快响应县长的号召,加油吧!” 只要有女人在队伍里严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男人们,镐举的更高,铁铲下去的更有力量,来回的脚步更迅速了。 春儿年轻又有点调皮。她只顾争胜,忘记了迁就别人,她拉扯着李佩钟,来回像飞的一样,任凭汗水把棉袄湿透,她不住的叫着刺激性的口号:“县长,看谁坐飞机!你不要当乌龟呀!” 李佩钟的头发乱了,嘴唇有点儿发白,头重眼黑,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两条腿不听使唤,摇摆的像拌豆腐的筷子。“春儿!”老常劝告说,“叫县长休息休息,她不像我们,就这么一骨突一块的活儿,有多少公事等着她办理呀!” 春儿才放下担子,拉着李佩钟到姐姐那里,喝水休息去了。 民工队里也有老蒋,他斜了李佩钟一眼,对人们小声说:“你们看看:哪像个县长的来头儿?拿着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城里李家的闺女,子午镇田家的儿妇,一点儿沉稳劲也没有!整天和那拾柴挑菜的毛丫头,在一块儿瞎掺伙!” “这样的县长还不好?”和他一块担砖的民工说,“非得把板子敲着你的屁股,你才磕头叫大老爷呀?” “干什么,就得有个干什么的派头,”老蒋说,“这么没大没小的,谁还尊敬,谁还惧怕?这不成了混账一起吗?” “什么叫新社会哩?”那个民工说,“这就是八路派。越这样,才越叫人们佩服。过去别说县长,科长肯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块土里滚、泥里爬吗?顶多,派个巡警来,拿根棍子站在你屁股后头,就算把公事儿交代了!现在处处是说服动员,把人们说通了说乐了,再领着头儿干,这样你倒不喜欢?” “我不喜欢,”老蒋一摇头,“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咱们拿看戏做比: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威风杀气,坐堂有堂威,出行有执事,那够多么热闹好看?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还有什么瞧头? 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 “你这脑筋,该受受训!”那个民工不再理他,催着他赶快工作。 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心里亮堂了一些。她整整头发,看见秋分坐在地上,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她问春儿:“这是你大姐吗?” “是呀,”春儿说,“你们见的面不多,过去,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 “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吗?”李佩钟又问秋分。 秋分笑了笑,春儿接过来说:“啊,她是高庆山同志的‘吗’。‘吗’是个什么称呼呀?” “这是你们的孩子?”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别叫他弄你一身土!”秋分说,“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 “我说哩,”李佩钟说,“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这孩子很苦,好好的养着他吧。我们给你妈妈报仇!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孩子爬在她的腿上,啃着她的膝盖,她痒痒起来。 “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 “还不知道吧!”秋分说,“我们还没看见他。” 李佩钟说:“他正在开会,我回去告诉他,叫他来看你,你们住在哪一家?” “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秋分说。 “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 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春儿说:“你看这县长有多好!” 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 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成群的飞回来,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 晚饭以后,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就去叫秋分,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春儿说:“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你就去吧。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才宽绰哩!” 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把秋分带到房子里,又写了一个纸条,求老乡送到支队部,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就说:“她们是来拆城的,这影响不大好吧?” “没人笑话你们。”李佩钟说,“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难得相见?要不这样,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 “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高庆山笑着说。 “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你们安排着休息吧,我走了。” 李佩钟笑着出来,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 路过娘家的大门,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刚刚点上了灯。母亲见了女儿,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先抱怨起来:“你这孩子,早把娘忘到脊梁后头去了吧!你还有家吗?走错了门儿吧!” “没有。”李佩钟笑着说,“我爹哩?” “你爹?”她母亲沉吟了一下,“无非又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瞎逛吧,叫人捏好了饺子,他也不家来吃。你来的正好,等我通开火,煮熟了咱娘儿俩吃!你这是干什么去来呀? 看身上那些土,快过来,我给你扫扫!” 李佩钟背过身去,母亲给她打扫着说:“我说钟儿,你到底还到田家去不去?” “不去了。”李佩钟说。 “就这样疯跑一辈子?”母亲停下手来问,“一个女孩子家,能跟那些当兵的们跑到哪里去呀?” “哪里也是家。”李佩钟笑着说,“根据地的地面儿大着呢,我到哪里工作,也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在外面,有人照顾我,心疼我;也有人教管我,指引我。娘不用操心惦记我好了。” “我管的了你呀?”母亲叹了一口气,“听!外面有人推门,准是你爹回来了。” “他回来,我就该走了,”李佩钟说,“我们说不到一块儿!” “对了,”母亲小声说,“你们拆城,他们编法儿反对哩!你做工作,也得多多留神呀!” 李佩钟刚转身要走,她母亲又叫住她小声说:“听人说,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是吗?” 李佩钟沉静的说:“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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