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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昀的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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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溪同志: 收到你十月十五日从盘山写来的信。因为我又闹病,迟复了几天,甚歉! 虽然我们相识几十年了,我还不知你是纪昀(晓岚)的后裔,实在不敬得很。我是很佩服他的,这倒不是因为在我们北方,有许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你的太高祖的官阶,并不止于“编修”,他历任过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一直到礼部尚书。 他编纂的书,不叫《四库备要》,叫《四库全书》,他是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就是现在的“主编”或“总编”。他的主要工作,是为这些书撰写“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不是近年来才得到好评。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作。我曾有一部商务出版的万有文库本,那样小的字,还有四十多本,是一部内容浩瀚的大书。它一直享有盛誉,随着年代的推移,它的价值,将越来越高,百代以后,它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 令太高祖为四库书所作的“提要”,在有清一代,已经被誉为:“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辞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 我以为更难得的是,像这样的学术著作,使人读起来,并不感觉枯燥,并且时常有他那独特的幽默犀利的文笔出现,使人于得到明确的知识之外,还能得到文学艺术的享受。 鲁迅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见于《中国小说史略》。我并不记得鲁迅骂过他“汉奸”。 当然,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经过这一次纂修,中国文化遭到了一次浩劫。但事物总是要一分为二的,这一反动措施,也带来一些正面好处。除去它辑存了一些已佚的古籍(如从《永乐大典》辑录的一些书),最大的成就,就是纪氏所撰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 此外,你来信说:“我常想,如果我这位太高祖,当年不是乾隆的编修,而像蒲松龄那样一生贫困、治学、读书、著书,当比留存下来的《阅微草堂笔记》会好些。不知你同意我的看法否?”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第一,作家和作品,不能作等同比较。第二,贫困并不是决定作品质量的因素。虽然,中国有一句“穷而后工”的说法。但这个穷字并非专指贫困。第三,《阅微草堂笔记》的成就,并不能说就比《聊斋志异》低下。 《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成就很高的笔记小说,它的写法及其作用,都不同于《聊斋志异》。直到目前,它仍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 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书,纪昀用他亲身见闻的一些生活琐事,说明社会生活中的因果问题。它并不是唯心宿命的,它的道理是从现实生活中演绎出来的。因果报应,并不完全是迷信的,因果就是自然规律。 至于文字之简洁锋利,说理之透彻周密,是只有纪昀的文笔,才能达到的。我常常想,清代枯燥的考据之学,影响所及,使文学失去了许多生机。但是这种一针见血、无懈可击的刀笔文风,却是清朝文字的一大特色。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考虑到他的历史处境。令太高祖的处境,是并不太理想的。姑不论在异族统治之下,就是这位乾隆皇帝,虽然表面上有改父风,但仍然是很不好对付的。 特别是在他手下做文字工作。这位皇帝当面骂纪昀为腐儒,就是说,他把文人还是作为“倡优畜之”的。另一次因为受别人牵连,他把纪昀充军乌鲁木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问题在于,在这位皇帝面前,纪昀以怎样的态度做官呢? 事隔久远,我的历史知识很差,不能凭空臆测,但据一些记载,纪昀是采取了“投其所好”的办法。 什么叫“投其所好”呢?比如纪昀看准了乾隆皇帝的性格特点是好“高人一等”,是最高的“自是”人物。他在精心校对《四库全书》的时候,就故意留一两处漏校的地方,这些漏校,都放在容易发见之处。把书缮写清楚之后,上呈御览。 皇帝很容易就发见了这种错处,于是得意洋洋地下一道谕旨:对总纂官加以申斥,并且罚俸! 就这样,纪昀在担任总纂官的年月里,被申斥罚俸很多次。 像这样的自屈自卑,以增强统治者的自尊自是感,已经超出了中国古代美誉归于尊者的教训,叫我们现在看来,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其实,这是封建社会做官的一种妙诀,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才能为皇帝容纳、喜欢,一直升官的。 这当然不能概括纪昀的全部,只能说是他的一种逸闻,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存心对他不恭敬。 比他早一些,康熙朝有一位高士奇,这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士。他在扈从皇帝到你目前所在的盘山一带,行围射猎的时候,皇帝的马惊了,皇帝掉了下来,身上沾了一些泥土,很不高兴。高士奇得知后,自己故意滚到泥洼里,带着浑身泥水跑到皇帝跟前,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使皇帝变恼怒为高兴。他这种做法,比起纪昀,就更等而下之了。如果我们只看他的文集,能想象出他的这种作为吗?有些影射小说的爱好者,说高士奇是《红楼梦》里薛宝钗的模特儿。你想,薛姑娘无论如何不好,能做出这种勾当吗? 另有一件关于纪昀的逸事是:纪昀死去老伴,有悼亡之戚。皇帝问他心中如何,他给皇帝背诵了《兰亭集序》中“夫人之相与”一段,引逗得皇帝大笑。这种文字游戏,不只有玷名篇。也略见君臣之间日常相处的风格面貌。 这只是说明,纪昀当时的处境,并不像一般人所羡慕的那样得意,是有很多难言之苦的。 他是真正的才子,他的毕生才力都灌注到了前面提到的那部大书里。他所留下的《纪文达公遗集》,实在没有什么内容,都是应酬之作,纤细轻浮,故流传不广。但他弄的那些楹联之类的小玩艺,却很有意思,是别人不能及的。所以说,受时代限制,他的才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非常可惜的。 至于他为官的政绩,只能说是平平,无可称述,这也是时代环境使然。 基于对他的尊重,我写了对他的一些极其肤浅的印象。我想你应该根据家乘材料,对他作一些系统研究,写成文章。我这封信,算是对你的鼓动吧! 专此 敬礼 孙犁 1979年10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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