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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读书记


  在古时,读书记,或藏书题跋,都属于目录学。目录之学,汉刘歆始著《七略》,至荀勖分为四部。唐以后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藏于四库。这样的分类法,一直相沿到清代。无论公私藏书,著录之时,都对书籍的内容,作者的身世,加以简单介绍,题于卷首或书尾,这就是所谓提要、题跋。把此等文字,辑为一书,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读书记了。

  我所收藏的读书记,最早的是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本)和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武英殿聚珍版翻刻本)。这两部书,是读书记这类书的鼻祖。其中晁志,所记尤为详赡。因时代接近,记录的宋人著作,很是齐备,对作者的介绍,也翔实可信。有很多书,后来失传,赖此志得窥其梗概。后代藏书家,都很重视此书。

  晁氏有些论述,也很有见地。如论文集之丛杂,他在集部引言中说:

  昔屈原作离骚,虽诡谲不概诸圣,而英辩藻思,瑰丽演迤,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众士慕响,波属云委,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轨辙不同,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学者欲矜式焉,故别面聚之,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当晋之时,挚虞已患其凌杂难观。尝自诗赋以下,汇分之曰:《文章流别》。后世祖述之,而为总集,萧统所选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呜呼盛矣!虽然,贱生于无所用,或其传不能广,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落者十八九。亦有长编巨轴,幸而得存,其属目者几希。此无他,凡以其虚辞滥说,徒为美而已,无益于用故也。

  我不厌其烦地抄了这样一大段书,是因为其中说明了著书立说方面的一些规律。第一,历代作家的文集是很多的。至唐已有七百家,总集已有七十五种。第二,传流下来的却很少。第三,不能流传的原因,主要是虚辞滥说,无益于用。

  这里的有用无用,当然不只是像他说的,能否“扶持世教”。晁氏生于宋朝,受理学家的影响,所以这样强调。集子能否流传,主要看它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包括:作者的才智;说理的能辩;文字的美学感染;著作的真诚等等。哲学著作,以才智道理取胜;历史著作,以材料真实取胜;文学创作,以美的陶冶取胜。

  作家结集自己作品,都是自信的,都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具备这种功能,可以传之久远。在当时,即使多么无情的批评家,也不会预言这种文集不能传世,阻止他出版。作品能否流传,常常是不能预见的。只有在历史的江河中,自然淘汰。自然的冲刷淘洗,能使当时大显者,变为泥沙;也可以使当时隐晦者,变为明玉。更多的机会是,使质佳者更精粹,使质劣者早消亡。

  既然如此,晁氏之所谓“自警”,就很难做到了。人之好名,是一种自然生态。尝见出土的古墓壁画或砖石上,刻有匠人名字。难道他当时不知道,他的作品要永埋地下,曾经想到,有朝一日,会被发掘,重见天日吗?这是创作冲动的满足。劳者歌其事,在自己的劳作成果上,缀上自己的名字,是一种原始现象。儿童说是这样,可以说是生而知之。

  在论述传记的写法时,晁氏的见解,也很好。在传记类《韩魏公家传》条内,他说:

  右皇朝韩忠彦撰,录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如李繁录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服鸟之对者也。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由是近世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于世。陈莹中所以发愤而著书,谓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岂假门生子侄之间,区区自列乎!持史笔其慎焉。

  这一段话里的,“庄周鲋鱼之辞,贾生服鸟之对”两句,颇可玩味。这是说,人物传记,不同于故事,更不同于寓言。

  古人撰写人物传记,不满足于只用那些干枯的官方资料,愿意添进一些生动活泼的记述,乃参考一些野史、家乘,这是无可厚非的。司马迁的人物传记,那样生龙活现,读起来比文学作品还有兴味,就是因为他不只依据官方文献,还寻访了很多地方资料,口碑传说。后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都采用了许多私人的著述,增加了传记的生动性。

  但运用这些材料,需要特有的观察、判断、取舍的能力。

  历史作品,有时可以当作文学,但文学作品,却不能当作历史。历史注重的是真实,任何夸张、传闻不经之言,对它都会是损害。历史、事实,天然地连结在一起,把历史写得真实可靠,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历史,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现象。它比自然现象,难以观察,难以掌握得多。它的综错复杂,回曲反复,若隐若现,似有实无,常常在执笔为史者面前,成为难以捉摸,难以窥测的幻境。

  撰述历史,时代近了,则有诸多干扰,包括政治的,人事的,名誉的,利害的。时代远了,人事的干扰,虽然减少,则又有了传闻失实,情节失落,虚者实,而实者虚,文献不足证,碑传不可信的种种困难。如果是写人物传记,以上情况就更明显,就更严重。

  只根据实录、谱牒、碑碣去写历史,这是传统的做法,也是保守的做法。但开放的写法,即广采传闻野史的写法,也带来了另一种毛病,即晁氏指出的“故事化”或“寓言化”。

  特别是人物传记,用开放的写法,固然材料会多一些,事件会生动一些。但材料如果是从亲属得来,其中就有感情问题;如从友朋得来,其中就有爱憎问题。况人之一生,变幻无常,虽取决于本身,亦受制于社会。是非难以遽定,曲直各有其说。盖棺论定,只能得其大概,历史评价,又恐时有反复。要把一个人物的传记写好,确不是容易的事情。

  传记一体,与其繁而不实,不如质而有据。历史作品要避免文艺化。现在,有很多老同志,在那里写回忆录。有些人多年不执笔,写起来有时文采差一些,常常希望有人给润色润色,或是请别人代写。遇到能分别历史和文艺的人手还好,遇到把文学历史合而为一的人,就很麻烦。他总嫌原有的材料不生动,不感人,于是添油加醋,或添枝加叶,或节外生枝,或无中生有,这样就成了既非历史,也非文学的东西。而有的出版社编辑,也鼓励作者这样去做。遇到文中有男女授受的地方,就叫他发展一下,成为一个恋爱的情节。遇有盗窃丢失的地方,就建议演义成一个侦探案件。遇有路途相遇,打抱不平的地方,自然就要来一场“功夫”了。

  现在有一种“传记小说”的说法,这真是不只在实践上,而且要在理论上,把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了。这种写法和主张,正如有人主张报告文学,允许想象和虚构一样,已经常常引起读者,甚至当事人或其家属的不满。因为凡是稍知廉耻,稍有识见的人,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上,添加一些没踪没影的事迹的。

  当然,野心家是例外的。从历史上,特别是“四人帮”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野心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别人吹捧,坐在轿子里的;一种是抬轿子,吹捧别人的。他为什么鼓吹得那么起劲,调门提得那样高,像发高烧,满口昏话?这是有利可图,可以得到好处的。弄好了,他可以从抬轿子,变成坐轿子,又有一帮人起哄似的吹捧他了。

  元、明两朝人,不认真读书,没有像样的读书记。到了清朝,重考证,这类的书就多起来,除很多已成为专门学术著作,如《读书杂志》、《十七史商榷》等书外,标以读书记名目的就不少。《何义门读书记》,寒舍不存;《东塾读书记》,存而未详读之。我最感兴趣的是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黄是藏书家,以藏有百种宋版书而著名。他所藏书,也远远不限于宋本。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如醉如痴。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忘返,毕其一生。给人一种变态的感觉。这种感情,前代不能有,后代也不能有,只有他那样的时代,他那样的生活,既不能飞黄腾达,又不甘默默无闻,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和这样的举动。

  他的藏书记,被后人一再辑印。我有三集,前二集是上海医学书局影印,后一集是木版蓝色印本。同样是藏书家,陆心源的《仪顾堂题跋》,读起来就干燥无味。

  其次是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他的读书记,散见在他的日记中,由云龙辑录出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白文没有标点,也未详细分类。有一年,我在北京国子监买了一部,纸张很好,共四册。后经中华书局整理、分类、标点,重新出版。

  他读书仔细认真,读的书也广泛,非只限于经史,杂书很多。但对像《红楼梦》这样的书,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总是说病了闷了才拿出来看看。并说,这部书是托名贾宝玉的那个人,自己写了家世,其他社会风物,则是别人代为完成。

  这真是奇怪的说法,可备红学家参考。

  和他的读书记类似的,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舍间所藏,为万有文库本,此人读书也多也杂,也很认真,我通读一遍。此外,有《鲁岩所学集》,也是读书记,较通俗易读,我有的是木刻本。我另有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邓之诚的《桑园读书志》等。

  1984年10月15日晨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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