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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东坡先生年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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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稷编,在“东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谱字数不多,非常简要。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年月之下,记东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诗文,以相印证。东坡诗文,多记本人经历见闻,取材甚便。诗文有不足以明,则引他人诗文旁证之。余以为可作文人年谱之楷模。 二 据年谱:苏东坡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五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十岁判登闯鼓院,直史馆;三十四岁监官告院;三十六岁,因与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岁,通判密州;四十二岁,知徐州; 四十四岁移湖州。 此间出事,年谱云: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舩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读至此,废卷而叹。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 然宋时抄家,犹是通过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办,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伞以来,抄家变成群众行动,遭难者受害尤烈矣。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令人至其家取书,(是求书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无书也,有书亦为人取去。所答甚得体,有见识,不愧为文君也。朱买臣之妻尤有先见之明,力阻其夫读书,不听,则与之离婚,盖深明读书无益,而为文易取祸也。此两位妇女,余甚佩服,故曾为两篇短文称颂之。 四十五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五十一岁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几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见,命坐赐茶,并撤御前金莲灯送归值所。 耕堂按:这在旧日官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令不喜官场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妇人呴呴之恩,买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岁,出知杭州。五十七岁在颍州。五十八岁再入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五十九岁,即绍圣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过海矣。六十三岁在儋州。六十六岁,放还,死于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后之“随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谓佳,然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幼读东汉书,慕范滂之为人,为母所喜,苏辙作墓志,及宋史本传均称引之。 可知其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古人从不讳言:学而优则仕,因士子于此外,别无选择。如言:学而优则商,在那时则不像话。既居官矣,则如骑虎,欲下不能,故虽屡遭贬逐,仍不忘朝廷。 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士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作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何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远古不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东坡论文,主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以为文止而意不尽,乃是文章极致。然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然在宋朝,欧公之外,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学。人各有秉赋、遭际,成就当亦不同。 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也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矣! 四 《宋史本传》,全袭苏辙所作墓志铭,无多新意,唯末尾论曰: 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还是有些见解的。 1991年8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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