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读《史记》记（上）

读《史记》记（上）

　　一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

　　《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二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为，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

　　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三

　　夏曾佑还指出：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阴阳家多忌讳，使从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压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语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

　　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四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中。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