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慎言检迹”而后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后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生，或身首异处。

　　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文章一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每个著名文人的过失、错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还批评了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我当时读了，以为他说得很对。文字也朴实可爱，就抄录了下来，以自警并以警别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笔记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这一段，见我如此谨小慎微，谦虚警惕，一定不会怪罪。又想，这岂不也是四旧、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这场“运动”的着眼点，及其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你写过什么或是抄过什么。这个笔记本，并未生出是非，后来退还给我了。

　　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于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单是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是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于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夕不瞑。”

　　我们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正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么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津乐道呢？归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是韩非子所谓的名誉之人，处于上游之地。司马迁说：“下游多谤议。”
　　二、文人相轻，喜好互相攻讦。
　　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造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的危险性，较之其他各界人士，会小得多。

　　《颜氏家训》以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们的行为不检的结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这都是传闻之词，检查一下历史记载，并非如是。

　　《三国志》记载：“籍口不论人过”；同书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两个人几乎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终于得到惨祸，这也是事实。揽古思今，对证林、四之所为，一些文人之陷网罗，堕深渊，除去少数躁进投机者，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修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死于客观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们的四十位殉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吗？

　　“四人帮”未倒之前，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当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

　　总之：直到今日，我以为前面所引《颜氏家训》一段话，还是应该注意的。

　　198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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