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编零我的学习

我的学习(1)

　　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和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私心是它的特征。寄身于其间经营活动的第一手人物，则多不折不扣的官僚。依附强权，谄上骗下，以利相合，以势相倾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在已腐朽不堪。我二十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一种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我的空洞的社会理想，即生长于这种环境背景中。

　　为学习文学和文化，自以为工作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所以对当时政治现状绝望，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社会思想学说，却因零散阅读，从那些作品中，感印到一种洋溢的哲思和诗情。明白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上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的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入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诚实年青生命中，作成万千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史奇迹。但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科学和玄学，当时却无选择的陆续侵入我观念意识中，因此对我的影响，也就混乱而无章次。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连。我生长于湖南凤凰县，地方在湖南原属湘西边远落后县份。地方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历来都一例被省中人叫作“镇筸苗子”。满清政府为压迫这个区域的人民，土地早全部收归官有，小小县城即驻防有一个总兵一个兵备道。辛亥革命人民起义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由辛亥到五四，在分解中的封建政治，军阀割据火并，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影响到湘西也是一样。大小军人土匪的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暴敛，鸦片烟普遍种，普遍吸，上货时多五百石八百石向下运。

　　我其时在一个地方部队中作小职员，记得仅仅一个书记处，就有二十来盏烟灯日夜不息！我原出身于破产地主旧军人家庭子弟，从这种可怕环境背景中长大，阶级本质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若承认社会现实是对的，即必然变成其中一分子，想方设法骑在人民头上，用同样不公不义方式争取权力和财富，再用鸦片烟，毒害自己。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

　　北来的目的是习文学和文化，最先具体接触到的，却又是鲜明著目的政治。即旧军阀总崩溃前夕，皖、直、奉、豫、晋以地方为单位的北方军阀，正用人民作赌注，进行疯狂内战，走马灯一般此来彼去。另一群来自国内各省，代表地主、豪绅、官僚、流氓、买办利益的八百国会议员，即寄附于这个政治现实情形下，分成若干小派系，纵横离合，争吵打闹。国内因内战十年，剥削加深，国家财富多转到帝国主义者军火商人手中，成为炮灰。人民却穷困万状，无以为生。即在北京各大学教书的，每月也还得不到应得薪金十分一二。一个统治阶级最上层，却终日在讨坤角，庆大寿，办盂兰盆会一类事情上努力用心。这个现象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也妨碍了我后来对政治更深一层的理解。

　　当时新知识思想领导方面，从五四起，对传统采取的态度，虽同为否定，却已见出了分歧。一部分因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得到启示，深信中国社会也得全盘打翻，方有个转机的，即强调阶级斗争为革命基本形式，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一部分以为社会革命不够条件，走资本主义民主路线为较有希望的，即提倡学术救国，也还是极力主张打孔家店，却避开了阶级革命的迎面斗争不提。胡适之吴稚晖是代表。前者最先即组织了学生和工农，特别是铁路、矿山、海员、纱厂工人。后者却在学校教育界扎根，并和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发生联系，再进而右转，一部分即成为近二十年旧政治官场中上层文化点缀物，一部分又因之在学校中成为超政治的学者。

　　我到北京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已明确。英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当时文学翻译介绍占了国内出版物主要地位，因之十九世纪一些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家，在他们的时代环境中，如何通过了长时期辛苦勤劳，和传统政治势力及宗教迷信作反抗斗争，把工作推进，与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化史、社会思想发展史，发生紧密联系的情形，中国年青人不免心向往之。我是千百青年之一，既深信国家真实进步，是切实有用知识代替专横霸道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自然更容易得到启发，深信通过文学，注入社会重造观念于读者，是一个必然有效方式。但是，新的方面虽气势壮大，实在成就还不多。想用新文学打倒礼拜六派，打倒读经复古及香艳诗派，十分容易。想用它来作新的经典，瓦解旧社会上层组织全部，事情就并不简单。

　　我个人当时认识，则以为凡事既近于创始，前路实攸远，必须有人不太注意近功小利，来作长途跋涉。工作有些困难，得战胜困难。不可免要牺牲，或毁于传统势力的迫害，或由于其他矛盾，持旗引路的反而成为后来队伍的垫脚石。总之，这工作得要人心地比较单纯，充满热情和耐性，来努力个二三十年。且要有许多人，各带着殉道者精神，披荆斩棘开发工作中各种不同的道路。人人说时代如一道伟大洪流，求有以自见即伟大，我却意识到人在其间实在渺小之至。正因为理解到个人的渺小，和工作可能达到的限度，就用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工作态度，工作下来了。这态度就是用笔学习，试验，再学习，再试验。

　　我弄的原是短篇小说，也即是在文学中最不容易见好，五四以来却又最引起读者注意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特点，即任何抽象理论都无助于实践。五四以来人喜说人生如战争，照我理解到的说来，这才真是一种长时期的战争！一面得战胜自己文化落后的弱点，一面还得战胜环境。每到工作陷于完全绝望中时，就用文学史上的古人遭遇来安慰自己。以为古今相去不多远，德不孤，必有邻，凡事沉默接受为合理。

　　但如此一来，对于必需联系政治和社会的群的关系，自然都逐渐的越来越隔离了。由于缺少对政治和文学联系有深一层认识，我的阶级立场自始即是模糊的。我的工作的积累，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璜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大革命，九一八，……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的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以外。生活依存于伪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反映于工作中却孤立而偏左。

　　一面是社会接触面不出同事和同学，一面是读书范围越杂乱。写作精力正旺盛，而新出版业方兴起，读者群展开到了学校以外的现代企业中，工作受刺激和鼓励，我成了一个写短篇的热闹人。二十年来大部分作品多产生于这个时间内。

　　一部分作品，虽比较具进步性，另一部分作品，却充分反映出一个游离知识分子的弱点，文字华靡而思想混乱，有风格而少生命。大部分是无助于人民革命，对年青人前进意志，更容易形成麻痹和毒害效果的。特别是用佛经故事改造的一些故事，见出是我的杂学的混合物。佛教的虚无主义，幻异情感，和文选诸子学等等的杂糅混合，再发展即成为后来的七色魇等极端病态的、邪僻的、不健康的格式。而促成这个发展的，还显然有佛洛依德、乔依司等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

　　政治斗争时有张弛，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飚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我的孤立由此更易成为个人工作的藉口，主观上且认是唯一进步必由之路。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为太空诸星，以为各有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年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到二十世纪波澜壮阔斗争激烈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十九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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