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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产生历史


  ……

  四天后,我们又掺入了上海社会里,成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预备来过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萧条,无从振作。

  “左翼文学”在压迫中已无法存在,“民族文学”则在讥笑中更不容易发展。各刊物在得过且过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从大学校找寻生活的依据,教了一点儿书。

  时间业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过武昌作事的机会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实在不容易应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张,要我去作编辑,且可以允许我把刊物自由发展下去,不受×××拘束,不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时,答应过了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将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为一个独立东西。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且将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

  我正在对历史发生兴味,相信文学论者从小说史的发展上疏解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从历史言论的讨论文学,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幕大观式之说谎”,“撕揉扯旁人理论而来的大众文学主张”,“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我预备作十二期的批评,每一期讨论一个问题。

  但这计划因了两个人的意见而变更,到了五月,我却过北京了。那个女作家以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谋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却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过了北京。当我们三月中旬从湖南回到上海时,朋友×××转述来一点消息,说一个美国女记者很想见见丁玲。那美国人既是个×××,对于“中国反帝大同盟”国际上宣传,似乎尽过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咏裳女士相识,与我九妹也见过面。四月间,那美国人还来过我们那里一次,恰好我们不在家,无法碰头。到后又要她一个翻译来会丁玲,见过两次,约好了一个日子,丁玲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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