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大学生(2)_沈从文

记一大学生(2)

　　一个人，就是诗人，温柔敦厚是不可少的事，然而慷慨激昂也应当有，所以吉先生是诗人以外还是侠士。他有的是好心肠，这好心肠虽不大像本来脾气，但他知道应当做的事，他毫无吝色去做。譬如帮助人，力量是不够的，但一听到有人困难时，他总不吝惜同情。他常常想若是发了一笔财，有五十万或更多，那他可以做许多觉得非做不可的事。他实在想尽力使凡是他所知道的人得到快乐，在这行为中他是具有牺牲气概的。无钱的，他愿意借钱，无妻子的，他愿意为这人找到妻子，想办报的，他拿钱出来办，赔本也不责偿。可惜的是这人徒有一副好心肠，实际上，小到问他借眼镜用用，也是不行的。他心肠却的确是好的，他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就在那里想法帮助人类，并不希望过别人特别帮助他的事。对于别人，他只希望能认识他就够了，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只希望叨别人的光。不过，假若有人拿他所希望别人的认识，来与他帮助人的事实比较时，恐怕他无形中还是占了点便宜。

　　他相信一个人努力是应有成绩的，这证据他提出的就是他的诗名。他了解自己的诗实在比别人了解他的为多，所以许多诗别人以为极劣他自己非常满意，同时他在别人的疏忽中原谅了别人，因为他觉得别人对于他的诗并不曾努力求了解，不努力，那无从领略，怪不得做诗的人了。

　　因为愿意从一些近于同志的方面，得到可以使生活加深的同情，一般人常常走动的茶楼聚会，他是也间或到过的。到了那里不消说谈的是诗与文人轶事之类，兴致好时大约还免不了唱一折戏，戏的受人称赞是一定的，诗则当然有那种吃过了点心感到说话需要的人来作那据说最公正的批评。就是在这类人口中吉先生就成了济慈第二了。同志的鼓励是应当接受的，经过一番鼓励，生气顿即暴长，吉先生因此更觉努力为必需的事。他也自觉到济慈是不能企及的，然而将来，在某一时，不是仍然可能吗？用着同样的热诚，做诗赴会，结果是可以作济慈也可以作杜甫的。杜甫生活他并不打算一一经历，可是这人的诗名是足使吉先生倾倒的。倘若是，到会场去尽一些顶真切的恭维来款待，赴会比做诗还应勤快，也是吉先生看清楚的事了。

　　在名片上，他印的是名姓，另有诗名，笔名，以及小名，后面则印有自己诗的警句，使人见到时除了“久仰”“久违”以外还可以放胆谈诗。他对于这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觉得这样做人是无容别人置喙的。

　　其三 “异国情调”

　　大概这应当是天生的了。据说一个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对中国一切不如意，对外国不拘如何总觉得非常合式，这情调，在中国此时，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则为其中之一。比起几个上海人来，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别人的恳切。不过如像盼望莱加米儿夫人出世，这类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愿意他的诗拿到那大聚会场中去朗读，比较一样不能，近于“文学的清客”这一流人，希望沙龙自然更合理一点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来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国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东，比较起来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羡慕的。他们住环龙路，住善钟路，不是从路的名称上可以联想到法国诗人，就可以从名称上想到有钱的犹太人，异国情调较深的人，是可以从这类名称上得到灵感或伤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却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说法，“一出门可以得到一种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应当是什么？他只能想到《三国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这灵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环龙路或金神父路，纵不能有诗兴，至少岂不是也应当想到上帝的伟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为怀么？

　　因为天生具异国情调，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学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应有的脾气都完全具备了。他爱喝一点酒，威士忌，白兰地，红酒，可不论，中国花雕与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觉得烟是外国烟好一点，纯一点，如酒一样。他觉得咖啡比龙井有益身体一点，虽知道中国茶运出去不少，但总以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国人买去简直是拿去烧，当香料。在饮食上一切是中国不行，在服装上也如此。他以为丝织物除做衬衫外其余全不合卫生，毛织物则极其相宜。他又以为在人的本身美观上着想，也是外国一切高明的，中国人总不大像人。中国人不大像人，这话像是别人说过了的，他也仿佛如此感到了。

　　总而言之中国他觉得是不好的，异国情调之深常常使这诗人苦恼过着日子，这苦恼却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一个天才那里能期望一切人皆可理解呢？

　　他痛恨一切谈中国文化的人，以为该死。他自己，则中国文化是什么，他没有求得结论，西洋文化是什么，同样也没有求得结论。正因为两者不大明白，倒一无粘恋，勇于将异国情调加深。莫名其妙，而以为中国一切糟糕，愿意生存于西洋物质文明、或小说传奇情形中，吉先生与一般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原是志同道合的。不拘何人若提到这事。在言语中稍加嘲弄，则吉先生即脸红血涌，气势凌人，非加以辩解不可。否则在另一时即把这人列入“不可救药国民”之一。说是不可救药，也未尝无法救，不过除了信仰，恐无他法而已。否认西洋文化以为浅薄者，这人比不是天主教徒还可恶，这人虽是有名的人，吉先生也不大愿与之来往的。有名而缺少异国情调，不过一中国文人而已，是无法与世界文人并肩的，所以吉先生不取。

　　他自己承认东西文化并不深懂，这谦虚态度，听者是应当在了解以后而加以敬视才行的。他说的话用意总不外乎如此。他以为自己是谦虚的，我们不能误认为实在，认了真就扫兴了。世界上谦虚是不可少的，因为谦虚则更能得到尊敬，所以他谦虚了。

　　有些时候他又非常勇敢狂妄，那大概多数是想起了尼采，或勃朗宁，或拜轮时节，才把另一种为人气分减少的。这样事在别人，也许将说这是矛盾了。他又先承认自己是无时无事不矛盾，凡是先承认了的事别人就无从借词批评了。因此纵矛盾他也似乎无事不应当受人喝彩，拘束与放纵在他做来总不缺少值得喝彩的道理。

　　对于这异国情调而怀疑的他将原谅他，期待另一时彼人的觉悟。他是因为能原谅人自己才常觉到伟大的，这个话在先似乎说过了。

　　他不愿别人在他一切生活上见出可笑的情形，但他常常虑及这件事，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很多。凡在连解释也无法纠正他人观念时，他始泰然如古之贤人，在患难中蒙不白之冤情形，貌作洒脱，度过一日。遇到这种情形越多，他的异国情调便越浓了。大致引古人作同志较之今人为容易，引西洋人为同志又比本国人为容易，所以异国情调加浓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为有异国情调，所以吉先生的道德观也不能以中国道德形式作拘束的。美恶爱憎也不同。处处不平凡，这不平凡处他故意让别人知道。在这行为下他所期待的结果是人更能觉到他的伟大。虽伟大了，也不算，再来一次，应觉得伟大到与人不同。他行为实则拘谨如村夫子，但并不缺少一颗放荡的心。他不欲人称他为世故人，又不欲人称他为一事不知的呆子，因为他自己知道的总比别人为深，然而不荒唐，是伟大处。一个道地的中国式文人，却时时心中有异国情调，口中有异国情调，这几乎可以说是“浪漫的”古典人，真有不少伟大处！

　　别人说他为呆，这事情也总有过吧。自己因为记着一句名言，“凡伟大者多为呆子”，就觉得自己也很呆，或竟处处装呆，这事也有过吧。若有人告给吉先生，说“伟大者多为呆子”，下面还有一句“凡呆子倒不一定是伟大”，他是不大理会的。听这话的吉先生不能理解这话的用意，他只以为凡是这样便近于“捣乱”与“小聪明”。小聪明他看不起。在这些人身分上吉先生是不饶恕人也不望这些人理解，只以“不屑”二字了事的。不屑与争，那真应当说是伟大啊！可是许多不必争的小事，也无端争持起来的情形，并不少，那又当别论。在别一意义上，吉先生自然仍有感到自己是近于伟大的呆处，不至于发现那矛盾自惭的一面，这事除了吉先生任什么人也不行的！

　　他仰慕中世纪骑士，以为这比中国燕赵侠客是不同的。他信仰耶稣，不信仰玉皇。他欢喜圣诞老人，却不到财神庙磕头。他恨中国的巫卜，并不否认西洋的催眠术。这中爱憎由他自己解释，便是基于“异国情调”，在别人，也许可以说是头脑过于简单的。

　　比任何人还诚心的，是他盼望有提倡艺术的什么夫人出现。平空掉下还是请人提奖产生，可不论。这人应当是年青寡妇，有钱，美，极能理解天才的思想。有这样人到中国，于是“文艺复兴”了。他能成天到这人家中的特备的净室住下，在客厅里读他的杰作与一切男女听，在筵席上吃到比在别的酒楼茶座那类地方还好的精致可口点心，那么，他愿意再不离开此地方了。因为这种人一时不能出现，他是抱怨过生在中国作诗人很倒霉的。

　　使诗人不能享诗人的福，是政府的过错！连年打仗是该诅的，当局不像别一国家对文学家具敬意也是可恨的，他站到这一点上发生感想时，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无政府思想他是不否认的，可是政府若合他的理想时，他决不坚持反对。他只期望一个足以发展他长处的政府，可惜的是好政府如好女人一样，都不容易遇到。遇到了，离得很远，也莫可奈何，譬如……据说诗人是永远在希望中生存的，吉先生当然也这样办了。他希望未来世界是光明的，而他的名声也比眼前为好。可不知道他曾希望过他做的诗更好一点不？“只有天是圆的，人世则永远是缺片”，这句话若吉先生相信，那他真不必再在他的诗上求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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