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丁玲第五章(2)

第五章(2)

　　说到这些事情时，已在几人同住上海的时节，故我想把时间仍然带回去几年。因为关于两人第一次过上海，固然就试验了那作明星的计划，第二次过上海，以及因那次过上海，方如何建设了她自己的事业与命运。但还有些琐事，发生于这两年中，在这里我并未提到，在《记胡也频》一书里，当时也不提到。很显然的，这个人的事业与命运，却又与多数小小事情具有因果关系，正如这个人的作品一样，不明白她生活环境，与当时读某几本书的影响，就无法理解她的艺术，与作品中理智观念形成的因缘。不明白她生活上发展的秩序，对于此后她的创作生活也就无法说明的。

　　他们在北京从山上迁入城中，为得是城中有个公寓，主人那么知趣，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人，又那么发生兴味，故两人既不能长住西山，自然没有什么理由，反对朋友的提议，不把行李迁入这个公寓了！到了新的住处后，丁玲女士一面还想创作，一面眼看到在补习学校同住的曹女士与钱女士，一个已考入了北大，一个已考入了师大，自己却只是那么把生活搁在梦里，把希望写在水上，未免有些不安。两人一下山，买菜的不必上街买菜，做饭的也不必两手抓取煤球或向井边提水擦洗碗盏了，闲暇更多了些，两人便过北大去听了些随意课。虽所上的课不到三五次，但另外在公寓中，却实在读了不少书籍。

　　丁玲女士自己既生成一个充满生活幻想的头脑，实际生活又那么窄，因此每一本书每一个作品，尤其是那些翻译作品，莫不成为这个女作家精神方面的营养物。书读多一些，感情宽了一些，对于人事与文学见解也更深沉了些，因此朋友方面，皆对于她得到极好的印象。朋友多在北京号称“作家”的大学生，每当畅谈一切时，辞令与观念，在这个女作家面前，皆见得很平凡很小气。从这种谈话中丁玲女士的所得感想，只应当是：“这全是一群无多希望的人物。”假若因此还增加了她一分骄气，这骄气对于她是有用的，不可少的。

　　某种人有了骄气，只给他自己事业发展上加上一个限制，但这个人却正需要那点对于一般男子理性平凡行动夸张而引起憎恶与轻视的骄气，方能认识自己的工作和责任。因之，当她能执笔写作时，便产生了《在黑暗中》，《韦护》，《水》，《母亲》，诸作，自觉应当放下她那枝笔，去接受一点更严肃的教育时，便毫不迟疑，毫不矜张，走入了她老早已看出了一个男子有了点聪明与世故时，就如何不适宜于社会较远理想作牺牲，也就如何不像个有希望的男子。不过，在当时，这女孩子那分骄气，是隐密的，不形容于颜貌间，从不曾为一般常相过从的人所感觉得到的。

　　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

　　然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的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形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处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作品上方能发现的。

　　两人迁至东城后，当时的青年作家等，皆常常与他们往来，来时不是共同在北河沿脏沟旁散步，便是在公寓中小白炉边吃小铁锅煮就的烂饭。这些人莫不较之海军学生著名于时，事实上则一段短短的时间中，就证明了这些皆无使人特别注意的聪颖与学殖。这些朋友来到时，海军学生与任何人皆作过激烈冗长的辩论，畅谈各方面的感想。丁玲女士则常常在这种辩论中微笑着，注意朋友中被海军学生谈锋挫败的脸色。这些朋友或说到某报正预备印行什么周刊，某报纸某人，已接洽了一个副刊，这朋友走后，一对年青人总若有会心似的默然微笑，最先开口的必是丁玲女士。对于这些消息受刺激最大的，不是海军学生，不是我，却常常是还不曾执笔作文的她。

　　她总慨乎其言的说：

　　“频，这些人要办什么，天生就有那种好运气，一下子可弄好了。”

　　那海军学生还记着先一时某朋友的话，便只会说：

　　“休，休，（他叫我）我们赶快也去问问，不要他们的稿费也行罢。我们写一个信去问问，还是亲自去问问？你说。”

　　我有什么可说？我只能为他那急于自见寻觅途径的勇气而微笑。

　　我的意思只以为“我们假若对于事业还有一种信仰，就不必为别人眼前一点点成就红眼。纵各方面毫无出路，也不妨仍然在沉默中支持。若只顾同身边几个人计算得失，那我们未免太小气了。”

　　我记忆大约也稍好一些，为了使海军学生沉静点，且常常在回答海军学生意见中就指出一些当前成功不足计较的事实。并认为我们必然得在某种厄遇中过些日子。若不记着这些当然失败处，只亟亟于寻觅出路，则结果又是碰壁。因为当时的北京报纸，事实上凡可以印行副刊的，我们皆似乎已直接间接问过了，我们只希望每星期能占有什么报纸篇幅一角，为他们白尽义务编个副刊，结果还是无一处接洽得成功。各个报纸皆似乎随时可多添一个周刊，但轮到我们时，则地位已满，再抽不出空处了。

　　我照例不会因作品缺少出路，便改变工作的目的，海军学生则照例不会因过去的失败，馁去寻觅出路的勇气。他认为机会来时，总仍然伏在书桌边，即刻捏了笔，飕飕的为编辑为朋友写起信来。

　　丁玲女士同我意见常常相近，一见海军学生那副神气，就要说：

　　“频，得了！你们不是文学团体中人，你们文章人家还不登载，何苦来又去做这种可笑的事情？”

　　海军学生自然还得把信写下去，三人中只有他不觉得这件事情可笑。信写成时，他还担心丁玲女士会撕去，便远远的站在房中角隅里，一面摇手制止丁玲女士近前，一面把信摊开，念信中的文字给我们听。

　　“先生，我们这里有几个年青人，想在贵报办一个《文学周刊》，范围包括了……”

　　这种信既提到几个人，当然就应署我同海军学生的名，我虽明白那不会有什么结果，总仍然得签个名，尽海军学生把信付邮。丁玲女士虽明白那封信投去等于白寄，也仍然常常陪了这个急性勇敢的海军学生，从北河沿向北，走到北京大学第一院门前，眼看到海军学生亲手把那封可笑的信塞进邮筒后，再相伴回家，等候报馆的消息。

　　我们皆知道所接洽的刊物不能成功，我们却从不放弃那点向人接洽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这点回忆是常常弄得人十分忧郁的。为了这些胡涂冒失的经验，我们学习明白了许多问题。那两人皆因此明白了社会历史相沿习气所染一切制度的荒谬，要纠正它，改革它，走上了自己应走的大道。且在行为上还缺少了些机警，一下子小小疏忽，就掉到目前的深坑中去了。我则对于人事俨然明白了更多，终日为一些记忆现象所围困，变成更固持于一己工作，不问世俗成败，同一般所谓时代兴味取分离样子，简直是一个又迂又腐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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