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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难(1)


  我欢喜辰州那个河滩,不管水落水涨,每天总有个时节在那河滩上散步。那地方上水船下水船虽那么多,由一个内行眼中看来,就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我尤其欢喜那些从辰溪一带载运货物下来的高腹昂头“广舶子”,一来总斜斜的孤独的搁在河滩黄泥里,小水手从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圆瓮。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晾得有朱红裤褂,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地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可是这一次来到这地方,部队既完全开拔了,事情也无可做的,玩时也不能如前一次那么高兴了。虽依旧常常到城门边去吃汤圆,同那老人谈谈天,看看街,可是能在一堆玩,一处过日子,一块儿说话的,已无一个人。

  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记得大白天太阳很好时,我就常常爬到墙头上去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上操。有时又跑到井边去,看人家轮流接水,看人家洗衣,看他们做豆芽菜的如何浇水进高桶里去。我坐在那井栏一看就是半天。有时来了一个挑水的老妇人,就帮着这妇人做做事,把桶递过去,把瓢递过去。我有时又到那靠近学校的城墙上去,看那些教会中学生玩球,或互相用小小绿色柚子抛掷,或在那坪里追赶扭打。我就独自坐在城墙上看热闹。间或他们无意中把球踢上城时,学生们懒得上城捡取,总装成怪和气的样子:

  “小副爷,小副爷,帮个忙,把我们皮球抛下来。”

  我便赶快把球拾起,且仿照他们脚尖那么一踢,于是那皮球便高高地向空中蹿去,且很快地落到那些年轻学生身边了。那些人把赞许与感谢安置在一个微笑里,有的还轻轻地呀了一声,看我一眼,即刻又争夺皮球去了。我便微笑着,照旧坐下来看别人的游戏,心中充满了不可名言的快乐。我虽做了司书,身上穿的还是灰布袄子,因此走到什么地方去,别人总是称呼我做“小副爷”。我就在这些情形中,以为人家全不知道我身份,感到一点秘密的快乐。且在这些情形中,仿佛同别一世界里的人也接近了一点。我需要的就是这种接近。事实上却是十分孤独的。

  可是不到一会儿,那学校响了上堂铃,大家一窝蜂散了,只剩下一个圆圆的皮球在草坪角隅。墙边不知名的繁花正在谢落,天空静静的。我望到日头下自己的扁扁影子,有说不出的无聊。我得离开这个地方,得沿了城墙走去。有时在城墙上见一群穿了花衣的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的一看到我,就“三姐二姐”的乱喊,且说“有兵有兵”,意思便想回头走去。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对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应有尊敬?我想起那两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份《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小楷字,一写便是半天。

  时间过去了,春天夏天过去了,且重新又过年了。川东鄂西的消息来得够坏。只听说我们军队在川边已同当地神兵接了火,接着就说得退回湖南。第三次消息来时,却说我们军队在湖北来凤全部都覆灭了。一个早上,闪不知被神兵和民兵一道扑营,营长,团长,旅长,军法长,秘书长,参谋长完全被杀了。这件事最初不能完全相信。做留守的老副官长就亲自跑过二军留守部去问信,到时那边正接到一封详细电报,把我们总司令部如何被人袭击,如何占领,如何残杀的事一一说明。拍发电报的就正是我的上司。他幸运先带一团人过湘境龙山布防,因此方不遇难。

  好,这一下可好,熟人全杀尽了,兵队全打散了,这留守处还有什么用处?自从得到了详细报告后,五天之中,我们便各自领了遣散费,各人带了护照,各自回家。

  回到家中约在八月左右。一到十二月,我又离开家中过沅州。家中实在呆不住,军队中不成,还得另想生路,沅州地方应当有机会。那时正值大雪,既出了几次门,有了出门的经验,把生棕衣毛松松地包裹到两只脚,背了个小小包袱,跟着我一个教中学的舅母的轿后走去,脚倒全不怕冻。雪实在大了点,山路又窄,有时跌到了雪坑里去,便大声呼喊,必得那脚夫把扁担来援引方能出险。可是天保佑,跌了许多次数我却不曾受伤。走了四天到地以后,我暂住在一个卸任县长舅父家中。

  不久舅父做了警察所长,我就做了那小小警察所的办事员。办事处在旧县衙门,我的职务只是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隔壁是个典狱署,每夜皆可听到监狱里犯人受狱中老犯拷掠的呼喊。警察所也常常捉来些偷鸡摸狗的小窃,一时不即发落,便寄存到牢狱里去。因此每天黄昏将近牢狱里应当收封点名时,我也照例得同一个巡官,拿一本点名册,提了个马灯,跟着进牢狱里去,点我们这边寄押人犯的名。点完名后,看着他们那方面的人把重要犯人一一加上手铐,必须套枷的还戴好方枷,必须固定的还把他们系在横梁铁环上,几个人方走出牢狱。

  警察所不久从地方财产保管处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税,这个县城因为是沅水上游一个大码头,上下船只多,又当官道,每天常杀二十头猪一两头黄牛,我这办事员因此每天又多了一份职务。每只猪抽收六百四十文的税捐,牛收两千文,我便每天填写税单。另外派了人去查验。恐怕那查验的舞弊不实,我自己也得常常出来到全城每个屠案桌边看看。这份职务有趣味处倒不是查出多少漏税的行为,却是我可以因此见识许多事情。

  我每天得把全城跑到,还得过一个长约四分之三里在湘西方面说来十分著名的长桥,往对河黄家街去看看。各个店铺里的人都认识我,同时我也认识他们。成衣铺,银匠铺,南纸店,丝烟店,不拘走到什么地方,便有人向我打招呼,我随处也照例谈谈玩玩。这些商店主人照例就是本地小绅士,常常同我舅父喝酒,也知道许多事情皆得警察所帮忙,因此款待我很不坏。

  另外还有个亲戚,我的姨父,在本地算是一个大拇指人物,有钱,有势,从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军队都对他十分尊敬,从不敢稍稍得罪他。这个亲戚对于我的能力,也异常称赞。

  那时我的薪水每月只有十二千文,一切事倒做得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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