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猫(7)

猫(7)

　　李太太恨道：“你这人真讨厌！听了你一大堆话，刚有点放心，又来那么泄气的一句！”马用中抱歉地傻笑，仿佛战事意外发生都是他失察之咎。曹世昌问：“那么，当前的紧张局面怎样了结呢？”

　　袁友春轻蔑地说：“哼！还有什么？我们只能让步。”

　　“那可糟啦！”建侯说，颐谷心里也应声回响。

　　“不让步事情更糟，”傅聚卿、陆伯麟同时说。

　　陈侠君道：“让步！让到什么时候得了？大不了亡国，倒不如干脆跟日本拼个你死我活。老实讲，北平也不值得留恋了。在这种委屈苟安的空气里，我们一天天增进亡国顺民的程度，我就受不了！只有打！”说时拍着桌子，表示他的言行一致，好象证明该这样打日本人的。坐在他右面的赵玉山吓得直跳起来，把茶都泼在衣服上。

　　李太太笑道：“瞧你这股傻劲儿！小心别打破我的茶杯。‘打！’你肯上前线去打么？”

　　侠君正在向玉山道歉说：“都是我不好！回头你太太又该借这茶渍跟你吵了——”听见这话，回脸过来说：“我不肯，我不能，而且我不敢。我是懦夫，我怕炮火。”

　　建侯耸了耸肩，对人家做个眼色，傅聚卿说：“你肯承认自己懦弱，这就是最大的勇气。这个年头儿，谁都不敢讲自己怕打仗。敢这样坦白讲的，你还是第一个。有些人把他们的畏缩掩饰成政策，说维持和平，说暂时妥协，不可轻举妄动，意气用事。有些人高喊着抗战，只希望虚声夺人，把呐喊来吓退日本，心上并不愿意，也并不相信这战争真能发生。千句并一句说，大家都胆小得要装勇敢，就没人有胆量敢诚实地懦弱。可是你自己怕打仗，又主张打仗，这未免有些矛盾。”

　　侠君把牛奶倒在茶碟里，叫淘气来舔，抚摸着淘气的毛，回答说：“这并不矛盾。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心理，这也是猫的心理。我们一向说，‘善战者服上刑’，‘佳兵不祥’，但是也说，‘不得已而用兵’。怕打仗，躲避打仗，无可躲避了就打。没打的时候怕死，到打的时候怕得忘了死。我中国学问根柢不深，记不起古代什么一位名将说过，士兵的勇气都从畏惧里出来，怕惧敌人，但是更怕惧自己的将帅，所以只有努力向前杀敌。譬如家畜里胆子最小的是猫，可是我们只看见小孩子给家里养的猫抓破了皮，从没见过家里养的狗会咬痛小孩子。你把不满一岁的小孩子或小狗跟小猫比一下，就明白猫和其他两种四足家畜的不同。你对小孩子恐吓，装样子要打他，他就哭了。你对小狗这样，它一定四脚朝天，摆动两个前爪，仿佛摇手请你别打，身子左右滚着。只有小猫，它愈害怕态度愈凶，小胡子根根挺直，小脚瓜的肌肉象张满未发的弓弦，准备跟你拼命。可是猫远不如狗的勇敢，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怕打仗跟能打仗并不象傅聚卿所想象的那样矛盾。”

　　袁友春觉得这段议论颇可以留到自己讲中国人特性的文章里去用，所以一声不响，好象没听见。陆伯麟道：“我从没想到侠君会演说。今天的事大可以编个小说回目：‘拍桌子，陈侠君慷慨宣言；翻茶杯，赵玉山淋漓生气’，或者：‘陈侠君自比小猫；赵玉山妻如老虎。’”大家都笑说陆伯麟“缺德”，赵玉山一连摇头道：“胡说！不通！”

　　曹世昌说：“我没有陈先生的气魄，不过，咱们知识分子有咱们对国家的职责。咱们能力所及，应该赶快去做。我想咱们应当唤起国际的同情，先博得舆论的支持，对日本人无信义的行为加以制裁。这种非官方的国外宣传，你们精通外国文的人更应该做。袁先生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傅先生您亦何妨来一下？今年春天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已经引起全世界文化人士对中国的注意，这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打铁趁它热——假使不热，咱们打得它发热。”这几句话讲得颐谷心悦诚服，想毕竟是曹世昌有道理。

　　傅聚卿道：“你太瞧得起我了，这事只有友春能干。可是，你把外国的同情也看得过高，同情不过是情感上的奢华，不切实际的。我们跟玉山很同情，咱们中间谁肯出傻力气帮他去制服赵太太？咱们亲眼看见陈侠君害他泼了一身茶，陆伯老讲话损他，咱们为他抱不平没有？外国人知道切身利益有关，自然会来援助。现代的舆论并非中国传统所谓清议。独裁国家里，政府的意旨统制报纸的舆论，绝不是报纸来左右政府，民治国家象英国罢，全国的报纸都操纵在一两个报阀的手里，这种报阀不是有头脑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过是靠报纸来发财和扩大势力的野心资本家，哪里会主持什么公道？至于伦敦画展呢，让我告诉你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位英国朋友写信给我说，从前欧洲一般人对日本艺术开始感觉兴趣，是因为日俄之战，日本人打了胜仗；现前断定中日开战，中国准打败仗，所以忽然对中国艺术发生好奇心，好比大房子要换主人了，邻居就会去探望。”

　　陆伯麟打个呵欠道：“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处。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

　　陈侠君道：“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伯老，得罪得罪！冒犯了你，我们湖南人讲话粗鲁，不知忌讳的。”后面这几句话因为陆伯麟气得脸色翻白，捻胡子的手都抖着。中国各地只有两广人、湖南人，勉强凑上山东人，这四省人可以雄纠纠说：“我们这地方的人就生来这样脾气。”他们的生长地点宛如一个辩论的理由、挑战的口号。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在吵架时自己的籍贯助不了声势的。所以他一时上竟想不出话来抵挡陈侠君的“我们湖南人”，再说，自己刚预言过要挨骂，现在预言居然中了，还怨什么？

　　郑须溪赶快避开争端说：“从政治的立场来看，我们是否该宣战，我不敢决定。我为了多开口，也已经挨了青年人的骂。但是从超政治的观点来讲，战争也许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可以刺激起我们这个民族潜伏着的美德，帮我们恢复精神的健康和国家的自尊心。当然，痛苦是免不了的，死伤、恐怖、流离、饥荒，以及一切伊班涅茨的‘四骑士’所能带来的灾祸。但这些都是战争历程中应有的事，在整个光荣壮烈的英雄气魄里，局部的痛苦得了补偿。人生原是这样，从丑和恶里提炼出美和善。就象桌子上新鲜的奶、雪白的糖、香喷喷的茶、精美可口的点心，这些好东西入口以后，到我们肠胃里经过生理化学的作用，变质变形，那种烂糊糟糕的状态简直不堪想象，想起来也该替这些又香又甜的好东西伤心叫屈。可是非有这样肮脏的过程，肉体不会美和健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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