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

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

　　一

　　我对于提倡Esperanto的意见，前有致孟和一信，登在四卷二号，尚未蒙孟和答复，现在似乎可以不用多说。但四卷四号孟和答孙芾仲君信里所说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那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除了自愧不学，脸红一阵子，是别无他法的了。

　　但玄同的提倡Esperanto，纯粹是本乎我的良心，决非标新立异，尤非自文其不通英、法、德、意……文之浅陋。玄同良心上对于Esperanto怀着两种意见——

　　一、对于世界方面。一切科学真理，是世界公有的，不是哪一国的“国粹”。但是现在各国人各用他私有的语言文字著书，以致研究一种学问，非通几国的语言文字不可。如其世界语言文字统一了，那便人人都可省去学习无谓的语言文字的时间，来研究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学问。现在学本国语外国语，纵如孟和所说“教授法进步”，我想以四年工夫学国语，其余六种外国语，一年学他一种，也得要六年。若止学一种Esperanto，则七与一之比例，当可减省时间。我的意思，以为语言文字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记号：譬如中国人称“我”，日本称“Watakushi”，英人称“I”，法人称“Je”，德人称“Ich”，Esperanto称“Mi”，我以为都不过是记号；若说中国人决不可称“我”，或英国人决不可称“I”，若大家称了“Mi”，便如何如何的有害，我绝对的不信世界上有这种道理。

　　二、对于中国方面。中国到了二十世纪，还是用四千年前的象形文字，加以二千年来学问毫无进步；西洋人三百年来发明的科学真理，更非中国人所能梦见。现在给人打败了几次，——如什么“甲午”“庚子”的外患之类——于是有几个极少数的人略略醒了一点，要想急起直追，去学人家，意思原是很好；可是人家崭新的学问，断难用这种极陈旧的汉字去表他；因此近年以来颇有人主张废弃国语而以英语等代之，我对于这种主张，也很赞成。但是英语等虽较良于汉语，可以记载新事新理，究竟是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文字，不是用人工改良的文字，所以庞杂的发音，可笑的文法，野蛮幼稚的习惯语，尚颇不少；加以叫甲国人改用乙国的语言文字，又为富于保守性的国民所不愿。——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日本从前之高文典册，以多用汉语为好；满洲人入关之后，渐废其国语而习汉文，究竟有何不利？但是这种道理，非能遍喻中国人也。——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提倡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况Esperanto是改良的欧洲文字，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赘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

　　我因为怀了这两个意见，所以要提倡Esperanto。声白君对于我这意见如以为然，深愿共同提倡。选学家、桐城派反对新文学，我格外要振作精神去做白话文章；我们对于Esperanto，也该用做白话文章的精神去提倡！玄同附言。

　　二

　　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此非臆必之言，适之先生自己曾经向我说过），所以不愿大家争辩此事。然玄同以为，此数次的争论确乎有点无谓。因为意见本是两极端，即孙芾仲先生所谓“本无可讨论”者也。我的意思，以为区声白、孙芾仲两先生今后当用全力提倡此语，玄同亦愿尽吾力之所能及，帮同鼓吹。此外如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陈独秀、百年两先生都以为“世界语”是该有的，但Esperanto未必就能当“世界语”，吾亦愿其对于“世界语”的问题讨论讨论。（Esperanto之外，又有Iod，或谓较Esperanto更为精密，玄同却没有学过，不知究竟如何，若其果较精密，玄同自然舍Esperanto而提倡Ido。两陈先生既以Esperanto为未能完善，则Ido一种，亦当研究他一下子。）至于陶孟和先生既恶“热心提倡世界语之徒大张厥词，广告万端，愚惑学子，效验颇巨”，并斥Esperanto为“谬种之文字”，似乎还该大大的著为论文，或驳议，使“求学若渴之青年，勿抛弃宝贵之光阴于不能致用之文字”，似未可遽以“无复讨论之价值”一语了之。玄同此言，未知孟和先生以为然否？

　　但玄同还有一句话，几个人在《新青年》上争辩，固可不必；而对于“世界语”及Esperanto为学理上之讨论，仍当进行，不必讳言此问题也。

　　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近日与朋友数人编小学教科书，更觉中国文字之庞杂汗漫，断难适用。）但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我一年前也有此种主张，后来因为想到各方面困难之点甚多（如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声音之平上去入等等），恐一改拼音文字，反致意义混淆，于是改变初衷，主张仍用汉文，而限制字数，旁注“注音字母”。惟以汉字之一字一形，形体组合，千奇百怪，这样的文字，实在难于辨认；今见朱先生之信，证明罗马字拼中国音之可行，并知已有以此种文字撰为医书的，于是使我一年前的主张渐渐有复活之象。朱先生所说罗马字拼音的报纸，我尚未看见，如其确有良好的方法，我也要来跟着提倡。中国今后果能一面采用一种外国文，作为第二国语，以求学问，一面将中国语改用拼音，以适于普通说话，粗浅记载之用，则教育上可谓得到很好的一种工具了。

　　中国字改用横行书写之说，我以为朱先生所举的两个理由，甚为重要。还有一层，即今后之书籍，必有百分之九十九，其中须嵌入西洋文字。科学及西洋文学书籍，自不待言。即讲中国学问，亦免不了要用西洋的方法，既用西洋的方法，自然要嵌入西洋的名词文句：如适之先生新近在北京大学中编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内中嵌入的西洋字就颇不少。若汉文用直行，则遇到此等地方，写者看者均须将书本横搬直搬，多少麻烦，多少不便啊！至于适之先生所谓“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句读符号，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这一层，我觉得与改不改横行是没有关系的。适之先生所说的“句读旧书”，不知还是重刻旧书要加句读的呢？还是自己看没有句读的旧书时用笔去句读他呢？若是重刻旧书，则旧书既可加句读，何以不可改横行？如其自己看旧书时要去句读他，此实为个人之事，以此为不改横行的理由，似乎不甚充足。同人中如适之半农两先生，如玄同都能用新式句读符号读古书，却并没有怎样的练习。总而言之，会不会用“句读符号”，全在懂不懂文中的句读：如其懂的，横行直行都会用；如其不懂，横行直行都不会用。这句话未知适之先生以为然否？

　　惟《新青年》尚未改用横行的缘故，实因同人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将来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知。朱先生之提议，在玄同个人，则绝对赞成此说也。

　　玄同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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