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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ㄫ)《尔雅》

  康氏因汉平帝时征通知《逸礼》、《古书》、《毛诗》、《周官》等等者诣京师(详下),其中有“《尔雅》”一项,又《尔雅》有与《毛诗》、《周礼》相合者,谓《尔雅》亦刘歆所伪作。我以为据此两点,可证《尔雅》之中必有刘歆们增益的部分;但康氏谓其书全为刘歆所作,则未必然。窃疑此书当是秦汉时人编的一部“名物杂记”。清《四库提要》说:

  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

  此论最确。据我看来,《释亲》至《释畜》十六篇,或是原书所固有(也许有刘歆们窜入的字句);而《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就大体上看,可称为“《毛诗》训诂杂抄”,这是刘歆们所增益的。

  (ㄏ)《小学》

  康氏之辨《小学》,甚多特见。他说:

  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

  案:王国维氏以大篆为秦文,说:

  《史籀》一书殆出……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史籀篇叙录》)

  其说甚确。他又说:

  班固谓《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许慎亦谓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之者,疑之;“颇”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诅楚文》摹刻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奓,𠟭,意”四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取诸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同上)

  看王氏这一段话,足证小篆即是大篆,但有一小部分字笔画稍有省变,自战国时已然。及秦并六国,以小篆统一文字,颁行天下;因文字之用日广,于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再把小篆的笔画渐渐省变,以趋约易,即所谓西汉之“隶书”是也。故秦汉文字有大篆、小篆、隶书之异体,实与现行文字有楷书、行书、草书之异体相同。康氏谓“《史籀篇》为汉今文之祖”,这是很对的。

  康氏又说:

  《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仓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仓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仓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仓颉篇》,本合《仓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著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案,当云一百二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案,当云六千一百二十字),骤增两倍之数。《仓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仓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案,此语有误,辨三章,见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康氏这段话分别今文经的真字与古文经的伪字,大体不错。但尚嫌疏略,今再申言之。大篆、小篆、隶书是一种文字,故《史籀》、《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这五部书一线相承,这里面的文字,是秦汉时通行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经中所用的字,但今文经中之字未必全备于其中。及刘歆造古文经,杂取六国讹别简率之异形文字(详下)写之,伪称“古文”,以与当时通行的文字立异。《汉书·平帝纪》:

  (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又《王莽传》:

  (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纲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这两段记载是一件事(纪与传相差一年,当有一误)。这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及“古文字”的重要史料。但对于“古文字”之造成和发表的经过没有说明,当以《汉书·艺文志》及《说文解字序》补之。《汉书·艺文志》:

  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称)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

  《说文解字序》: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看班、许所记,知刘歆之伪“古文字”是在平帝时由爰礼发表的,后由杨雄记录的,而班固又增补杨雄之书。班书凡六千一百二十字,较《仓颉篇》增加了二千八百二十字。此增加字中,当以刘歆之伪古文字为主,其今文经中所有而为《仓颉篇》等书所未收者,及《六艺》以外之“群书”所载,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亦必收了许多。及许慎作《说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康氏谓许之九千余字系合《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及班固书之六千余字而成,误也;因班书之六千余字中,已将《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合计在内,故许书实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此许书所增之三千余字,固亦必有采自今文经,群书,鼎彝,汉律,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但采自伪古文经者亦必不少;因杨、班所录,必未完备,许氏以“《五经》无双”之古文大师,所搜集之伪古文字必远过于杨、班二氏也。(今看《魏三体石经》残字,知许氏所录仍不完备,但必多于杨、班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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