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9)_钱玄同

九

　　（ㄉ）《乐记》

　　“乐本无经”之说，亦发于邵氏《礼经通论》。那位十三岁就瞎了眼（《汉志》颜注引桓谭《新论》）而能活到二百五六十岁的窦老头子来献什么“《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这件奇事，当然是造谎，不值得一驳。但古文家不但不以此事为可疑，且有更进一步，认“《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为即“《乐经》”者。吾友黄季刚（侃）先生说：

　　乐本有经，盖即《周官》大司乐“二十职”。或谓《乐经》至秦燔失，或谓乐本无经，殆皆不然也。（《六艺略说》）

　　黄氏极端崇信古文，崇信刘歆，但此奇论，实刘歆所未言，《七略》所不载。其然，岂其然乎！《汉志》又说：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

　　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

　　又要搬出河间献王和《周官》来了，而且又来了一位毛老先生！是毛亨？是毛苌？还是另有一位姓毛的？何毛氏之多才也！

　　（ㄊ）《周易》

　　康氏书中，以辨《易》的部分为最坏，十之八九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主张《经》皆孔子所作，故非说孔子作《卦辞》、《爻辞》不可。其实《五经》之中，惟《春秋》为孔子所作；其他四经，有成于孔子以前的，有成于孔子以后的；内中如《尚书》，大部分的《周书》及《商书》之《盘庚》当成于孔子以前，而《虞夏书》及《周书》之《洪范》等当出于孔子以后：皆非孔子所作也。《易经》明明是一部卜筮之书。朱熹说：

　　窃疑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其可通处，极有本甚平易浅近，而今传注误为高深微妙之说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则吉；“田获三狐”，“田获三品”，只是卜田则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觐则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则吉；“利用为依迁国”，只是卜迁国则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则吉之类。（《答吕伯恭书》）

　　这话极精。《易经》所写的生活是渔猎和牧畜时代的生活（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所引的史事是商及周初之际的史事（看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可以证明它是作于西周的卜筮之官。但未必是西周的卜筮之官预先创作了这样一部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易经》，而到卜筮之时检用的；似乎是卜筮之时撰成的繇辞，所以有好些句子都好像指一件事实而言，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一个人搜集了这许多彼此不相干的繇辞编纂为此书，又自己特撰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卦的六爻之意是一贯的，有些卦是各爻之意彼此没有关系的。大概前者是编此书的人所特撰的，后者是他将旧繇卦杂凑而成的。李镜池氏的《周易筮辞考》（亦载《古史辨》第三册）发挥此意最为精详，今引其第四节的三个结论：

　　（1）《卦爻辞》中有两种体制不同的文字——散体的筮辞与韵文的诗歌——可以看出《周易》是编纂而成的。

　　（2）《卦爻辞》之编纂，有大部分是编录旧有的筮辞，有小部分是编者的著作。

　　（3）《卦爻辞》的编纂年代，当在西周初叶。

　　其第五节起首说：

　　《周易》中有故事，《周易》中有诗歌，《周易》中还有格言。

　　其篇末的结论凡八条，今引其三条：

　　（一）从《卦爻辞》中筮占贞问等字，可以证明《易》是卦筮之书，由卜筮而成，为卜筮而作。

　　（二）从《卦爻辞》的著作体例及其中的格言及诗歌式的句子，可以看出《周易》是编纂而成的。

　　（三）从《易》辞中所表现的时代性及所叙的历史故事，可以看出《周易》的编纂年代是在西周初叶。

　　郭沫若氏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

　　《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

　　他的《金文所无考》（见《金文丛考》中）中说：

　　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且《易》之为书虽诡谲悖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统，乃于著述意识之下所构成之作品，与古代自然发生之书史不类。其经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后，即孔子亦未必及见。

　　《卦爻辞》为卜筮之用，《易经》为编纂而成之书，李、郭二氏之说彼此相同。惟对于编纂之时代，李氏谓在西周初叶，郭氏谓当在孔子以后，我以为郭说近是。

　　至康氏以《易经》为孔子所作，则大谬不然。孔子时代的生活断不是那样简单，孔子自己的思想决不会那样野蛮。说孔子作《卦爻辞》，未免太看低他老人家了。以此尊孔，翩其反矣！（“作”与“编”不同，“作”是发表自己的思想，“编”是集合过去的材料。若云孔子编《易》，还可以说得通；但康氏系坚主“《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之论者，照他所说，则《易经》里那种野蛮思想一定是孔子的“大义微言”了。）康氏既以《卦爻辞》为孔子所作，又不肯把《彖传》、《象传》送给七十子后学者，于是皮锡瑞就造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的妙论，还要说与杨雄作《太玄》同例了。（皮说见《经学通论》。康氏《伪经考》中辨伪的精核之论，皮氏皆不能——实在是不敢——干脆采用，独此万不可通之“孔子作《易》”说，皮氏反深信不疑，且从而为之推波助澜，殊可异也。）

　　康氏不但认《卦辞》、《爻辞》及《彖传》、《象传》为孔子一人所作，且反认郑玄、王弼以来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之改编本为今文《易》之本来面目，于是力斥《汉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之语为刘歆所伪托，可谓凭臆武断。惟其云《说卦传》为焦京之徒所附入，却是特见。我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撰《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一文（亦载《古史辨》第三册），有讨论康氏辨《易》一段，现将彼文节录于后：

　　《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这句话，清中叶诸经师，除戴震以外，是没有人对它怀疑的。但《论衡·正说篇》云：

　　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又《隋书·经籍志》云：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案：《论衡》所云河内女子所得之逸经，惟《逸礼》为何篇，至今尚未考明；《逸书》，则东汉末之房宏（《尚书正义》卷一引），《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皆云是《泰誓》。《泰誓》之确为后得，非伏胜传《书》时所有，今已成为定案。那么，《逸易》是《说卦》以下三篇（说详下），亦经《隋志》证明，亦当确定为后得，非田何传《易》时所有了。“河内女子发老屋”，与“鲁共王坏孔子宅”虽同样是不根之谈，然亦同样可作为汉人造作伪经之证，故所谓“《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者，实均为西汉人所伪作，无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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