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7)_钱玄同

七

　　（ㄪ）《礼记》

　　康氏之辨《礼记》，有极精之语；但他还是被刘歆骗了，所以支离穿凿之论也很多。

　　他说：

　　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

　　这话极是。他又说：

　　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

　　这话也对。

　　但康氏终不免被刘歆所骗。《汉书·艺文志·礼家》：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

　　又《乐家》：

　　《乐记》二十三篇。

　　又《论语家》：

　　《孔子三朝》七篇。

　　这五种都是《古文礼记》。《隋书·经籍志》：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

　　《经典释文序录》：

　　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

　　按：依《汉志》所列五种，其总数当为二百十五篇，而《隋志》谓为二百十四篇者，《记》一百三十一篇少了一篇故也。《隋志》谓刘向检校时已少一篇，但《汉志》本于刘向（实应说刘歆）的《七略》与《别录》，仍说是一百三十一篇，这事究竟如何，现在无从知道了。《释文》引《别录》比《隋志》又少了十篇，为二百〇四篇。我疑心或是传写误脱“十”字，然它下文有“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之语，似不应两处都脱“十”字，疑莫能明。但这二百十五篇，二百十四篇，二百〇四篇的参差问题，与本节所说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不论。我的意思，是要说明《汉志》所谓“一百三十一篇”，《隋志》所谓“二百十四篇”及《释文》所谓“二百四篇”，都是指《古文礼记》而言，与今文无关，与今存之《大戴礼记》及《小戴礼记》亦非一物，决不可把它们牵合为一事，但康氏却认“二百四篇”为《今文礼记》的篇数而被刘歆窜改为——

　　《记》百三十一篇，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篇，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传》四篇。

　　共二百〇五篇（康云二百〇六篇，今案七种合计只有二百〇五篇）。说二百〇四篇之《礼记》为这样七种书的合计，是毫无根据而为康氏一人所臆造，决不可信。

　　他于是又异想天开，造出一段“《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的账来，他把《汉书·艺文志·儒家》中选出十九种书以当“《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我现在为使看的人一目了然计，特将《汉志儒家》在《高祖传》以前之三十一种书名全抄于下，其康氏选作“《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之十九种，外加括弧〔　〕以示别：

　　〔《晏子》八篇〕　　　　〔《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　　　〔《景子》三篇〕
　　〔《世子》二十一篇〕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　　　　〔《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孟子》十一篇〕　　　〔《孙卿子》三十三篇〕
　　〔《芋子》十八篇〕　　　《内业》十五篇
　　《周史六弢》六篇　　　　《周政》六篇
　　《周法》九篇　　　　　　《河间周制》十八篇
　　《谰言》十篇　　　　　　《功议》四篇
　　〔《寗越》一篇〕　　　　〔《王孙子》一篇〕
　　〔《公孙固》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　　　　〔《董子》一篇〕
　　〔《俟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
　　《鲁仲连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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