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IV．无政府与党政府

IV．无政府与党政府(1)

　　——现在革命的形势

　　这里，我们要讲的，要注意从广州暴动到现在是怎样的形势。在此地大家说的时候都分成两点：第一点是说什么是高潮的标准？有些同志就说城市工人斗争的薄弱，乡村农民的单独暴动，党的力量不足等，断定中国革命不是向高潮的。我以为不能以党的没有力量，党自己不会工作，就说革命不是走向高潮。如周秀珠同志所说的是对的。譬如辛亥革命，那时还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有力的国民党，但是不能说辛亥革命不是高潮。分析这个问题的中心在能看客观的情形，不仅是看主观的一方面，要革命任务的解决是否有别的出路，这样才能来解决革命是向高潮或是低落的问题。第二是说现在是不是高潮？依据和森同志的意见是有四个条件，但是如和森同志那样来决定条件，那就有非常之多的条件。这个问题的中心，是在于说是不是高潮，就在于看那时革命是要受打击，或是正在进攻反动统治。如果形势上革命可以进攻，那么可以说是高潮。如果这一条件是最高高潮的象征，那么“五卅”实不足做一个好例，“五卅”固然是一个高潮，但是给与工人的只是经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是很少让步的。直到武汉时代的初期，才可说革命是进攻。在广东暴动之前，统治阶级的情形如何，何香凝等是急得不了，说关在牢里的政治犯不可不放了。汪精卫与张发奎想做些改良的办法，在暴动之前，他们非常之摇动、退缩，广东革命的形势已到了高点。再说，宁汉无一不表示混乱的局势（宁汉战争），故广州暴动之爆发，是（消灭汪精卫派）向反革命的进攻。可是广州暴动之失败，是证明敌人的力量大，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广州暴动之后，他们已不再讲什么改良，这是所谓阶级的“两极化”：“国民党卖国与消灭革命，正一天天的完成；而革命亦在非常艰难困苦胜负迭更的长期激战的状态中”，但是它无疑的在“走向高潮”。这一个问题的中心是在看客观的环境，革命的动力，经济的状态，群众要不要，而不是能不能，才能断定高潮的来与不来。在讨论之中，这两个问题——高涨与高潮——是有些混合的，主张低落的也只是说工人阶级觉悟比之于资产阶级迟缓而且薄弱。这是相反的话，不因此而革命低落，而是前一革命失败后的结果，促使资产阶级一切统治者的严厉的反攻。所谓“两极化”，——一个极端是工人群众革命化，农民、兵士、贫民更加日益倾向革命；一个极端是豪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更加加紧压迫，而相当的团结起来。

　　1．帝国主义之力量与瓜分政策

　　我在书面报告里，对于帝国主义的叙述，指出的确是强多弱少，所指出的只是一些主要点，只指出矛盾，而不指出他们的力量强大。然南京政府北伐前后我关于帝国主义用力之猛攻——（帝国主义是反革命的主要力量）曾经说：“当武汉政府是革命政府的时候，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使武汉‘南京化’，直接下去便是要使南京‘北京化’”（《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百一十页）；亦曾指出反革命势力之急进，同时指出他们现在新的政策，是有瓜分中国的趋势，这是党报《布尔什维克》上已讲到过。至于当时的事实：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提出南京与北京的和平，主张所有关税分配于各地政府，很明显的表示：帝国主义知道军阀不能统一中国政权，不能有稳定的统一政府，因此，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确定了这一政策——瓜分。这一政策之确定，英、日两国是有接洽的，于是蒋、李[30]妥协而北伐又再开始。当济南事件发生，英帝国主义很快就表示赞同，很明显的表示他们是有预约。瓜分的约定，是英取广东，日本则占领山东、满洲。日本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得清楚。那时日本国内有改选问题，民政党（代表轻工业部门，注意于对华市场）反对政府的激进政策，恐引起中国人的反日抵货，因此，反对田中内阁。蒋介石是与他们有些勾当的。戴季陶也曾做文章痛骂了一场。田中一派是代表日本军阀、银行资本，注意于对华经济的特殊利益，而不注意于轻工业品对中国全国市场的销场，与英国采取一致的政策。在济南事件后，它（田中派）就有口实对民政党表示功绩，于是它的国际国内的关系都解决了！帝国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是一些让步都没有给，最多的只是请中国人与他们的狗一样，可以同到公园中去走一走。没有革命的伟大力量，帝国主义决不能给真正的让步与中国资产阶级。美国帝国主义不与英日帝国相同，它是比较的维持南京政府。虽然英、日、美都有代表去宁，但美国特别知会上海美国领事与南京政府开始谈到不平等条约问题。帝国主义者是有软的硬的手段向中国进攻。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是有很严重的意义，不仅是过去、现在，并且在将来仍然是有的。这一点应该知道，当新的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必然会遭遇到非常的少见的严重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广州暴动就是一例。我希望以后的苏维埃，不要如这样容易的倒下去，即在我们大会上证明这一点，就可以得到一半的保障。我们知道了这些矛盾与力量，现在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抵抗这样大的力量，如果不解决这一个问题，将要发生一种不好的印象，以为暴动起来终于要被帝国主义的炮打下去的。这样，就将要“没有出路”。我们相信中国革命是有广大群众的牺牲的。我们的党应该告诉工农群众达到驱逐帝国主义的目的，必须要推翻现在的政府，反动的政府，要团结整个的工人阶级于我们的口号之下。不仅这样，我们尚须领导所有的农民、兵士、群众。这样，我们是可以积聚起更伟大的力量，不怕帝国主义的力量如何大，我们可以更胜于它。帝国主义现时，暂时的稳定打破我们，可是我们发动起群众力量来，可以抵抗得它。如果我们做到了，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领导了农民、兵士，领导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发动起百分之九十的群众，那我们不仅能够建立起工农政权，并且到那时帝国主义不但不能压迫下中国革命，或许将更反过来，中国革命压迫了帝国主义，动摇帝国主义之资本主义稳定。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否认了这一个力量，——群众，则我们将不能算是一个革命的党。过去的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是失败了；现在呢？与前不同，现在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苏联的存在，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国焘：如果要发动百分之九十的群众，是不是要等待一下呢？）我在下面就要说到了。在我们的远景中，是否要等待呢？如果我们要领导彻底的土地革命，就要立刻去发动群众，在争斗中去取得群众，不是相反的，不是等待！在我们的前面，是帝国主义有很大的矛盾。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帝国主义各派之间有多大的矛盾，他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尤其是对于这革命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必然都要用武力来镇压。他们现在已经决定了目标，是要加紧的在经济上剥削中国，是要消灭社会的阶级的革命潮流之根据地”（布哈林报告）。

　　2．反动各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平行”压迫

　　国民党在政治上是已经统一了中国，除开满洲，是国民党的统一的中国。可是现在放在国民党前面的“统一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呢？不是如以前的中国了！真正是像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但是现在是分得小，冲突更多。在北伐的过程中，先是樊钟秀与冯玉祥，继之以李宗仁与程潜，最近北京一下，冯玉祥又在京津缴了阎锡山收编的奉军的械，并且直迫北京城下，他两个又在冲突起来了。这些内部冲突日益明显，继续分化，越分越小。这是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果不是为了农民革命的蔓延，恐怕他们内部的分争互斗将生长得更多。即如张学良在满洲“登基”时，很有趣的，在他宣布的政纲中有两点：（1）与南方和平休战；（2）退伍兵士给与耕田，如果不是因为农民闹得如此厉害，这地主老爷们有如此痛苦吗？或许满洲尚有些皇地可以分给，但实际则是为了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秩序”，不得不安置一下兵士。最近的路透电（注意，不是我们的什么宣传机关）说，程潜的军队差不多都投降到共产党这一方面来了。反动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摇动而不能稳定，经济上是没有出路。帝国主义也不能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但是反动派是发狂似的一致的“平行的”进攻工农，取消“二五”减租，取消一切“共产党时代”的劳资条件，消灭汪精卫派，清党，国民党会议“确定一致的反动政纲，一面敷衍涂砌的维持表面上国民党的统一，一面一致的实行最残酷的压迫工农政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一书里指出）。

　　【注】

　　[30]蒋、李，即蒋介石、李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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