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四节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

第四节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

　　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式：譬如说：“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那么“小学生们，拿这公式去读熟，快来背罢”！如果学生问他：“为什么，怎么样……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么，他必定再摇头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于所答非所问。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不好一次太多了，分着几个阶段来。”这种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只是逐段应付环境，群众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实。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着呢。五卅时我看见小沙渡工人站着读墙上贴着的《商报》长篇大论的记载；他们心上要知道：“咱们的工友打伤几个，怎样打死的，如今怎样了……商人怎样办法，工会怎样办法，‘学生先生’怎样办法。英国要不要再开枪，再开枪怎样的对付，不开枪又怎样对付。”我们却说他们简单。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鹗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联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于他们那些人，没有功夫来懂得全部理论和主义。”至于工人群众中宣传主义，简直大家默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智识很浅；再则，工人只要实际行动中生出阶级觉悟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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