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一节策略问题

第一节策略问题

　　关于策略之错误，我已经说过许多，此地再指一指历史事实罢了。但是，我首先要说一句总话。有人以为：如果我们早知道中国只要一次革命，不要两次革命，那么，我们以前的策略就不会这样错误。这样说，仿佛我们认定第一次革命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我们以前的策略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的。我们以前的策略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错的。这句话亦不对。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我们以前的策略亦不对。如果我们是资产阶级最左翼最急进的党，我们以前的策略亦不对。我们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党，所以以前的策略更不对。

　　五卅以前五四以后，是革命进展的时期，但是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党的战术方针，应当是以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勉力做主干，形成并巩固国民党之中心，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扩大联合战线，准备工农的主力军以攻击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但是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我们的政策处处只有本能的“自我保存”，没有进取的，只像小孩子似的和当时的左派赌气，站在旁边批评，以保持所谓“独立”而不积极领导左派，造成左派群众。只要偷些自由，不提出工人参加政权目标。难道纯粹民权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应当如此么？那时应当往“各阶级去”，“不是单做工会书记，而要做平民先锋”，如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所说的。然而我们不肯去，恐怕堕落了，恐怕被人玷污了无产阶级的清白。或者简直放弃职工运动的工作，甚至说出“只问政治，不问面包”的话。那又变成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策略。

　　五卅以后，中国革命之进展，已经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不过因为中国革命的正式军队担负了一大半武装暴动的作用，形式上隐蔽了些。此时期有新的战术计划，其策略上的口号，当然是革命战争和革命政府之巩固。然而党内“大多数”的意见，以为这是革命的燥进说。正在这个时候，反对单纯左派国民党之创造，反对共产党积极赞助左派在组织上政治上发展并领导国民党。于是策略上的总原则是：唯恐新右派生气，唯恐联合战线之中没有了新右派，唯恐新右派不能参加政府及国民党之指导机关。难道民权主义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是应当如此么？在这种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日屠杀之后，竟有人提出“反对继续战争”、“团结西南”的口号；伍廷康同志也反对北伐。就是“人民团体参加北伐战争”、“以人民团体专政为目的而北伐”的口号，虽然形式上由中央通告各地，不但各地（尤其是北方区）怠工而不宣传，甚至中央也不继续有系统的执行这一口号，没有组织民众为民权而战的革命情绪。甚至于在这期间，有人说广东政府并不是唯一的革命基础。总之，是在革命将近总攻击的时候，竭力反对造成革命的中心。固然，每一发展阶段之中，革命中心往往移易其人物或地点，但是无论甚么时候，革命没有中心，是不能组织对于反革命的总攻击的。

　　现在，我很简略的说一说历史的事实：

　　（一）一九二三年夏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是进一步；但是没有根本明了自己的政策，仍旧保存“研究会”时代的小团体心理，不知道加入是为着争领导权。

　　（二）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员加入工作，这是又进一步；但是，当年五月中央扩大会议，又决定产业工人尽可能的不加入国民党，决定不要在组织上帮助国民党发展，而只要宣传国民革命，这又是退一步。

　　（三）一九二四年九月广州商团变叛时，正在买办阶级进攻中山政府的当口，中央局决定要猛攻中山一派的廖仲恺[146]、胡汉民[147]、汪精卫等，不主张对他们稍稍让步，以集中势力攻击买办派（反对国民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为是束缚共产党），这又是退一步（那时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

　　（四）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第一次北伐，随后即北上时，中央反对北伐，认为是逃避陈炯明和商团之斗争，而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同时，反对北上，认为是简单的与段祺瑞妥协，这更是退一步。

　　（五）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会时，“规定”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的，并且规定产业工人可以加入国民党——这总算是又进一步；但是，仍旧保留着国民党军力不到之地，我们不替他发展国民党之心理，而且“规定”领导权之议决案上，实际上只有防御国民党吞灭我们的消极方法，是“解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不同”，而不是“以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总之，实际只是竭力斗争想避免国民革命领导工人阶级而已，而并不是积极去力争领导国民革命。于是“规定”领导权，不过多添些小孩子似的虚矫自欺罢了。

　　（六）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党得着极大的发展，在革命中的地位客观上骤然提高，领导权之斗争日益有利于无产阶级了，这是非常之大的进步；但是，同时广州廖案发生，中央反对严厉处置胡汉民和许崇智，恐怕联合战线太破裂了。固然那时同志之中幼稚的研究会主义仍旧很多，一种宗派式的誓死不调和的“气概”处处坏事；但是，地主土豪阶级破裂出联合战线已是必然之事，阶级斗争和分化日益急进起来，我们如果采温和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退步。

　　（七）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扩大会议时，看出党内已经因为高潮渐落，便在工人的斗争里侧重于经济斗争，而隐晦政治斗争的危险；规定努力的发展党——这是一个进步；但是，看见民族资产阶级的戴季陶主义的兴起，不指明积极反对他的职任，而消极的要“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之好的方式”；这好的方式是甚么？是不束缚无产阶级的。并且只规定“力求我们的党公开”，使与国民党并行。而没有讲明白：我们应当怎样在国民党束缚资产阶级。

　　（八）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谈判[148]——那时戴季陶派有几个人偶然不敢出西山会议[149]，故意不出席；就只这一件事，便使中央能和他们妥协谈判，邀他们到广州国民党大会。谈判条件如何，实在无关重要。单是共产党中央为戴季陶派优容，由我们方面“准许”他们回粤，这件事给广州左派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而民族资产阶级最终的抓住广州军队，便有我们的“助力”在内了——这又是退一步。

　　（九）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们根本继续让步政策，虽左派已因发慌而暗中分裂，急进派邀请我们多担工作，而我们以因对右派让步，而拒绝左派。

　　（十）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150]，此时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以武力推翻左派政府；左派与共产党立时反攻的形势万不可能，因此采让步政策是对的，但是，此后即认定无须准备与新右派破裂联合战线之政策，同时，又要做在野党领导群众进攻。回答这个矛盾的政策之唯一答案，便是“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接受这一答复，说要“研究研究”。实际上此时正需左派稍进攻稍坚定，其唯一方法，亦为“退出国民党”之恐吓，使他们在与我们联合战线中不仅仰望我们的援手，而较积极，使他们明了共产党的让步之必要，使他们觉得此让步是我们与他们共同决定的。然而彭述之不肯决定贻误时机。

　　（十一）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时，决定了“和左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再造左派指导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然而当时会中大多数的心理，仍是要“促进资产阶级的革命化”。自然，到了九月彭述之仍回原路说：“粤区同志绝对不可存恢复三月二十日前之状态”的心理。这就是说：不准想建立单独左派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中央政策一直动摇到最近二月间——这是一大退步（北伐开始后之全国情势，无疑的是伟大的革命化；这种情势之下，资产阶级愈妥协愈反动，则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也愈容易，而我们的政策却偏重于拉住资产阶级，而且是以让步的政策想去拉住他）。

　　（十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夏超倒戈[151]时，仍旧继续已经陈旧的地方自治口号，加以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根本策略，于是，决定要在上海拥护大资产阶级，成立市政府，以抵制已经“是买办的”北伐军右派（此策略继续到二月暴动之前夜）。

　　（十三）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特别会议[152]时，决定了一个杂凑的政策：一方面还要造成左派，别方面又认为现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伍廷康），总之，没有决定我们挺身领导。并且认为政府右倾，群众左倾，所以主张同时拉住些群众使之略略右倾，又要推动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倾。没有下攻打右派之决心。

　　（十四）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暴动。总之，保持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而无领导一般群众革命之决心（此时国际议决案已经讨论过，而上海区代表大会[153]在彭述之报告此议决案后，决议说：“买办阶级亦有革命的，资产阶级亦有绝对反革命的”！就只没有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改良妥协的。因此客观上的政策结论是：凡是革命的，不论买办或资产阶级，都要联合，利用他们的冲突“自取其利”。并无怎样对付改良派的民族资产阶级之具体明确的观念。小资产阶级呢？群众呢？这是二月暴动政策错误隐伏的根源。当时我曾正式要求自己担任区代表大会之报告。但是中央秘书处（王若飞[154]）复信讥笑我自告奋勇，说道：你“病”，不准你去了。）

　　（十五）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曾有一通告，说明此后政策，应当“自己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去和左派合作，我们自己不可躲在背后——这是非常之大的进步，改变了汉口会议之杂凑政策了。但是可惜未曾明显的说以前原则上事实上的错误，使同志警惕而陡改前态。于是二月暴动时彭述之仍回原路要等小资产阶级（左派）罢市，甚至要等钮惕生（右派）运动好军队，有了把握之后，无产阶级才可以准备暴动；同时又不去领导左派群众，而只重在谈判。

　　（十六）一九二七年上海二月暴动失败后的市政府问题——共产党代表在“暗室”中与人家商量政府委员名单（应许之权执在右派手中），而不肯向群众宣传，做公开的选举运动。左派妇女群众赞助杨之华加入委员名单，左派领袖（市党部的）亦然，甚至右派领袖也不反对，而共产党代表主张可以撤消，以保存与国民党之良好关系，并且不主张做反对右派妇女委员郑毓秀加入政府之运动，亦是为了保持“良好关系”。二月暴动失败之教训，并未丝毫见效。仍旧是“对右让步抛弃左派群众”之老策略。上海市政府中有无妇女委员，虽并无十分重要；然而放任右派的不去攻击，又不以自己的去抵制，总之，对于国民党左右的态度，在策略的原则上是很坏的。女同志违背某种手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未曾经过区委，确有组织上的错误；而区委对外代表的错误却是政治上的。

　　（十七）一九二七年三月初，中央又发一通告，决定“向右进攻”，这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大的进步。只是反右的宣传纲要中，缺少一层重要意思：没有指出右派之妥协（和奉联日），对于全国革命，全国民族利益，是如何危险，没有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能得到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保境安民”，并不能得着日本的善意让步（单是指明他们的买办出身或压迫农工或违背中山政策等等，只有左派和我们自己的人容易懂得）。然而如果这一通告，真正将要成功全党党员新的“胜利”，那便是我们党空前的大进步，因为他指明湖南区委的错误：“轻视自己，依赖左派，怕惹起右派反动”，如果全党能针对这个心理改正，那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保障了。

　　我们将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这种“化学分析”的结果，是不是有孟塞维克的第二国际的原素在内呢！历史已经将我们放在世界上第二次的“十月”之前（虽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十月）。但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有何等伟大的力量！五卅以来，我们党的胜利，我们党的成绩之巨大，如果用比例法来和俄国革命进展的速度比较一比较，恐怕有过之无不及。中国从陈独秀同志的《新青年》（民国五年）之文学革命算起，到今年的上海的暴动，只有十年。这十年之中的历史阶段，都包含着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嘉腊摩晴[155]的文学改革）到一九零五年的类似的过程：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民粹派运动，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工人阶级政党之组织……学生运动的分化，颓废派的发现，工贼反赤暴行的组织（俄国那时有反犹太的黑白队，中国现在已有国家主义派的圣道会宣传队）……我们的十年抵俄国七十年呢！我们党的成绩和胜利，说不尽的。但是，我想在大会上必定有人说，我不能再麻烦读者了（大概说，那些成绩是群众推着我们去得到的居多，我们自己主观上力争而得的太少）。我来说说“坏话”，虽然“不吉利”，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呵！

　　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随便称呼也不要紧，他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彭述之主义的策略是什么呢？

　　书生式的革命观与政客式的政变观。开始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像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因此，看轻中国革命中之“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之作用。这又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自以为是“教师”，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学的革命方法”。于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论是在何种人之中：国民党、军队、商人、学生、工人……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们几乎要说：“广东军队中某某军官不姓杜洛茨基，所以他决不是革命军，而是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处处不合他们的公式。但是等到军事运动的作用超过了他们的头，他们大惊奇之后，“恍然大悟”了：原来在中国运动小军阀，很可以革命，于是专心致志想着怎样使靳云鹗、叶开鑫……倒戈，使阎锡山[156]改变态度……而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从书生式的革命观又渗杂着政客式的兵变观。此其一。

　　彭述之主义的革命组织方略怎样呢？

　　[146]廖仲恺，见本卷第275页注362。

　　[147]胡汉民，见本卷第272页注321。

　　[148]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次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大”。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次大会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惩处西山会议派，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使左派占压倒优势。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协助下，这年12月陈独秀、张国焘等在苏联上海领事馆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请右派分子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

　　[149]西山会议，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反共决议案，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戴季陶赞成其活动，而未出席会议。

　　[150]五月十五日，指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等人提出的排斥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

　　[151]夏超倒戈，指1926年10月，浙江省长夏超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宣布浙江独立，响应国民革命。后为孙传芳派兵镇压，夏超被杀。

　　[152]汉口特别会议，是1926年12月中旬召开的。会议根据陈独秀所作政治报告对当时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集中反映并进一步发展了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53]上海区代表大会，即中共江浙区代表大会。见本篇注97。

　　[154]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55]嘉腊摩晴，今译卡拉姆辛（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1766—1826），俄国史学家、作家。著有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等。历史著作有《俄国通史》12卷。

　　[156]靳云鹗、叶开鑫、阎锡山，见本卷第41页注⑩、第138页注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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