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五）农民

（五）农民

　　关于农民问题，我们上面已经屡次说过。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我们对反革命派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着农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我们与普通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也是为着攻击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自己巩固在农民群众中的势力；我们与工匠小资产阶级联合而引导他，更是为着增厚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保证这农民群众之领袖阶级势力的发展，并且经过工匠而与乡村联结更多的关系。现时的革命策略，应当竭力吸引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一切斗争；但是单有机械的宣传组织是决不够的，必须有进取而非保守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一般农民，自然是农民委员会的实际政权。“农民委员会”应当是乡民会议未成立之前群众所草创的实际政权，他应当和国民政府联合着，共同进行目前行动的政纲，如减租、收税、收殷富捐、解除民团武装、指挥农民自卫军作战、受政府委托办理种种事务。所以施达林[133]同志说：“农民协会应当变成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可以是由农民协会选举出来的权力机关（或者中国话称为“乡民会议筹备处”）。如果当地的政府（县知事）是右倾的，那么，必须经过国民政府各种机关及邻近的一切民众团体和国民党，共同赞助该地农民协会之奋斗，竭力求左倾县政府之实现。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力争参与县政府之创造。那么，何以这农民委员会，不直接称做各乡的政府呢，何以不简单提出乡民会议的创造呢？因为（一）则必须和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委派县长的制度暂时的并行合着；（二）则免去我们的立宪主义，使我们不致于认为既是乡民会议之执行委员会，便须按照法律手续程序来选举。总之，这是行动的权力机关；“农民委员会”的口号及组织，必定可以吸引一般农民群众直接积极的加入革命的斗争。对于中农和小农，则迅速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由农民委员会自己经手办理捐税，废除一切陋规包捐包税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对于佃农和半佃农，则耕地农有的基本口号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各乡的反动派寺院等的田产，应当在这一口号之下没收。举例来说，江苏盛宣怀家及张謇家的田地，革命军到应当立即没收；而在江苏农民之中早就可以宣传这一原则。农民佃户亦许自己就要动手占据耕地。这种“暴动”不是革命党人所怕的。当然，我们应当努力去组织这种进攻。总之，要使农民佃户觉得他所耕的田是理应属于他自己的。如果小地主（所谓尚非反革命派的）不肯应允停止纳租，那就是实力斗争才能解决的问题了。——那就农民知道：至少理应永久租借所耕田地，理应由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会同革命政权强制规定田租的最高额。对于失地的农民，主要的是国家颁发田地、农具，与以低息借贷等。再则兵士是特种形式的失地的农民，应当使革命军的兵士群众接近农民群众；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的群众应当和驻在该地的兵士直接发生联络，日常的向他们宣传革命意义和农民政纲。革命军队中由上而下的政治工作，固然非常之重要，但是群众的宣传亦应当开始实行。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这些武装，形式上或者采取一种民警制度，隶属于农民协会及将来各乡的农民政权，间接的隶属于革命的左派的当地正式政府；但是，在这革命斗争急遽的时期，决不可以机械的主张农民自卫军不可有常备军。农民委员会的创造，在国民政府之下，是异常急需的了；非此不能切实的巩固革命的左倾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有这种深入群众的下层基础，才有切实执行农民问题之行动政纲；农民协会也必须着重于自力创造这种农民委员会，才能直接的逐步执行这些政纲（见《国际议决案》第十一项）。至于反动军阀的地方，农民的革命运动也要在这些口号之下进行，使他们知道“欢迎”北伐军的目的；这些地方的农民协会筹备处，也应当是具体而微的农民委员会；如果我们能渗入旧有的红枪会之类的农民组织，那么，这些红枪会也将要受我们的影响，而相当的执行农民委员会的职任。反动军阀之下，农民群众与反动军队兵士的接近，是非常之必要的工作，例如最近奉军兵士在黄河沿岸攻河南时，自己恐怕败后逃走无路，有许多和驻在地的农民结拜兄弟，收干儿子，拜干爹；可见这种工作的可能。至于土匪，其实其中最坏的，也和反动军队里的兵士或民团中的雇兵，处于同等的地位。国民政府在原则上，应规定肃清全国土匪民团，但是“肃清”的主要方法应当是招抚，当他们是失业的农民看待，而副之以行的方法便是痛剿；换句话说：便是赞助革命者，则以反革命者的财产安插之；赞助反革命者，则以治反革命派之方法处置之，这是应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对于民团，农民协会亦可以运用这种同样的原则，对付他们的雇兵，不过地方范围小些罢了。总之：“兵民联合杀军阀，青天白日满地红！”

　　事实上，我们以前对农民问题的政纲和策略，不是如此的。第三次大会只说议租和乡村自治（当然没有像现在农民委员会的解释）。一九二四年五月之中央扩大会议[134]仍旧继续乡村自治的口号，加上了武装农民的号召，但是对佃农反而只有反对苛税的要求，没有田租问题，更不用说耕地农有了。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会[135]，除重复上次扩大会议之口号外，只有责备国民党不实践应诺农民的改良政策的话，没有切实指导农民的奋斗口号，却有“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之语。一九二五年五卅后的九月中央扩大会议[136]，方才指出耕地农有的标语。然而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137]，一方面指出广东农民要求政权——而那时河南已经有过红枪会竟有形成事实上的政权者之事实；别方面却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防其分化过早的倾向。再则，还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而耕地农有的标语反而模糊了，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可见我们以前的农民问题政纲，是很大的弱点。彭述之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底，国民政府北伐军已经到了汉口，还说，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远东局[138]与政治局联席会议）他那时说：不应当太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他这句话，在当时自然不是指出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意思，而是指出除农民外尚须联合资产阶级的意思。既如此，他的意思以为中国革命一定要不破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使革命形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之广泛联合的革命”。然而事实上，资产阶级（彭述之现在说他差不多完全是买办阶级了）这“纯粹买办阶级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反对农民，因而彭湃[139]同志骂他是“死尸”，他对于农民的确是死尸，那又怎样办呢？我们教农民去求救于上海的那位大商人罢！伍廷康同志则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让给谁？让给顾孟馀[140]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141]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总之，结果是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给资产阶级安然指导革命，而资产阶级对于我们却并不领情，仍旧是要实行反赤的。这种彭述之主义的农民政策，亦许是弱点的根源罢？

　　最后，我补说雇农。雇农实际上是农场工人，至少和城市中的工匠是相同的。所以我想：固然农民委员会指导之下的乡村政权，甚至于现有的农民协会，都应当包含乡镇上的贫苦小商工匠（虽则他们不是农民），雇农自然更应当加入。但是应否相机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即为农民协会的雇农部），以工会的资格加入附近城市中的总工会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133]施达林，今译斯大林。

　　[134]一九二四年五月的中央扩大会议，即中共中央三届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1924年5月10—15日在上海举行。会议系统总结了党在组织、宣传、政治运动以及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工作要求。

　　[135]第四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

　　[136]九月中央扩大会议，见本篇注106。

　　[137]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指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策略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138]远东局，指共产国际远东局。1922年于苏联海参崴成立，其主要任务是指导中国、日本和朝鲜的革命运动。1926年共产国际为加强同中国革命的联系，把指导东方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上海，遂在上海设立远东局，至1934年停止工作。

　　[139]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1922年7月在海丰赤山创建全国第一个农会。次年任海丰总农会会长。1924年创办广州农民讲习所。同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农民部长。

　　[140]顾孟馀，见本卷第72页注⑧。

　　[141]甘乃光，见本卷第398页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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