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

（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

　　帝国主义要组织指挥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种“中介”——就是买办阶级。中国买办阶级的来源之第一种，便是旧时的贵族地主阶级（所谓“君子”而非小人，所谓“士绅”而非庶民）。贵族之资产阶级化，本来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之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则这一“资产阶级化”带有某种特异的色彩。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所开发的，经济的最高权渐渐由帝国主义攫得，于是办理“国立”的邮电、铁路、矿业、铁厂、航业等“新政”的，以及经手交付赔款借用外债等的“国立”私立银行的官僚士绅，便都变成帝国主义御用的经纪买办；他们的发财是靠那种“以官署为企业”的手段得来的，他们的地位，是靠帝国主义扶持起来的，他们简直是帝国主义雇用的洋奴，他们的经济力量简直就等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这种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此其一。其二，还应当注意：并非一切士绅都是官僚资产阶级，而一切官僚资产阶级却大半都是旧时的贵族地主（士绅），即使有些官僚资本家（军阀）是游民土匪出身，他们也必定变成士绅，譬如张作霖[13]的奉系军阀，就和东三省、山东的士绅贵族——地主阶级结立密切的关系。中国地主阶级的士绅，虽然在百年前没有很显著的“农奴主式”的优越地位和特权，仿佛可以由考试而取得官爵，由官爵而取得积累资本之可能，由取得资本而购买田地房产；然而各省各县的世家，大半是“世代科甲”，别成一“贵族”，何况百年来科甲早已不值钱，“市侩庸伧”都可以由捐班出身，而取得官爵呢。贵族士绅的身分门第之界限，早已渐渐变为贫富悬殊之地主佃户的阶级关系。所以士绅不一定是官僚，却必然是地主豪富。他们的剥削佃农，因农产原料之输出增多而日益加甚；他们的盘剥重利（当铺、钱庄等），又因国内市场（商业流通）之扩大而日益厉害；再加之以新式的银行、矿务、铁路、航业等之管理权，因帝国主义之委托而落于他们之手，他们这些最大地主得以分润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农民的所得，于是他们的田地财产既然日益增多，他们的资产集中亦就日益加增剥削压迫平民的暴力。所以这一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就是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之化身。

　　最近在欧战之后，这一官僚买办阶级已经渐渐将所积累的资本放到工业里去（固然欧战之前早已有这种现象，然而直到欧战之后才显著的）：如南通王张謇[14]，山东的潘复[15]，直隶的曹锟兄弟[16]，其他交通系、研究系、政学系[17]的人物中，也有投资工业的。这种买办阶级之工业化，在政治上是并无多大意义的，因为：一则他们完全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二则他们的主业是官僚机关、田地、盘剥重利，以及政治投机、借款、战争、扣饷，而工业暂时不过是副业；三则他们代替帝国主义握着经济的最高权；所以他们虽然因自己的工业化而有时亦能渐与帝国主义发生差异的意见（利益），然而他们根本上是反革命的，而且他们的买办性并不因此而减少。不过中国是所谓“国际的殖民地”，各国帝国主义在这里互争，所以中国的买办阶级里可以有英国买办日本买办美国买办的派别：这些买（官僚资产阶级）——军阀之间的互斗，便是辛亥以后各系军阀战争的经济背景。英国的在华利益最占优势，他握着经济的最高权之顶点，所以英国买办的反革命性最明显。日本买办却不同。日本的在华利益比较是局部的（东三省），日本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时时受英国的威迫，而且日本的在华势力侧重于轻工业（棉纱业等）；因此，日本买办之安福系[18]等可以附和国民革命中之反英运动。再则正因为日本买办既然没有掌握着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之顶点，那么，他们的经济发展里容易显现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性”，尤其是在反英高潮之中。一九二四年末到一九二五年之段祺瑞政府（许世英[19]）的“左倾”，便有这种原因在内。这些日本买办容易落于“受治阶级”的地位，容易在经济上向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发展出去（如虞洽卿[20]等）。但是，这种“左倾”，比英国买办的极右倾向，对于国民革命尤其危险。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暂时并无特殊的地位，可是在欧战之后美国成了世界之王，他是唯一的有对华经济投资的资格的国家，他要整个儿的吞没中国。所以美国在中国的买办现在虽然没有确定的大势力，将来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所能利用的中国买办，已经不像英日一样，侧重于士绅官僚阶级，而可以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美国资本家直接投巨资于中国实业，专销机器等大工业品于中国：是某种条件下美国帝国主义用新式侵略方法管理组织中国之工业及一般经济时的很可能的现象）。至于五四时期美国利用中国的民族运动以反对日本，还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小小序幕罢。

　　买办制度的发展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不能不注意。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集中律”对于买办制度并不是例外。在买办制度方面来说，当然是统罩全中国的整个儿的铁网：从官僚式的最高买办，经过洋场上的巨商买办，经过官署军队下之政客胥吏，经过内地的批发商，甚至小洋货铺的店东，经过农村中搜括原料的富农、小绅士，——帝国主义伸着如此之长的“巨灵之腕”（买办制度）来剥削中国。但是在买办阶级方面来说，这一阶级却不包括二三等以下的小买办（如洋行小鬼，小洋货铺、富农、普通商人等）。买办阶级只限于相当掌握着经济的最高权的巨商、军阀、大官僚、大地主。不但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日益发展，买办制度之中也就日益发生资本集中律的作用：譬如一某洋行搜括原料，最初他只能经过上海的某买办，由这买办找内地小城市里的大商行（茧行等），由内地商行找乡村中的土豪富农；随后，这一洋行经营收买原料的方法日益改良，资金扩大，便能直接在内地自设分行，日益亲自接近原料出产地；于是一方面大买办集累资本而独立开设自己的商行，别方面外国洋行所需用的买办数目日益减少。这两方面都是资本的集中及经营商业方法的现代化。因此买办阶级之中亦发生阶级分化，一部分大买办逐渐工业化，逐渐增加其“独立性”，即集累资本日多；别部分则破产失业。这种情形，在政治上的过程和在经济上过程是相仿佛的；所以在最近会发现军阀之中，分裂出所谓“国民军”或“国民革命军”[21]出来的现象。买办阶级之中会生出民族资产阶级来，显然是这两种原因：就是，一、帝国主义“让步”的政略（尤其是日本）；二、买办阶级之分化——破产失业的独立经济之形成。于是官僚买办阶级分化成为四部：（一）公开的买办阶级（张作霖、吴佩孚[22]），（二）温和的买办阶级（安福系），（三）买办阶级性的民族资产阶级（虞洽卿等），（四）反买办阶级的农村资产阶级（冯玉祥）等。

　　总之，官僚买办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是由士绅贵族（地主）进而为买办，再进而为官僚的银行工业资本。官僚买办阶级的分化和崩溃，是由官僚式工业资本及银行资本，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支配而日益互相并吞冲突，再进而分裂出反买办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前途显然是下降的，他是日益缩小，日益暴厉，其中转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成份是很少的。这种过程并不是直线的，而且不止一次，辛亥革命已经有这种现象。

　　中国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就是从袁世凯[23]、吴佩孚直到最近的张作霖之军阀；他们在辛亥革命后，经过极复杂的分化互斗的过程而日益衰落崩败。

　　[13]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14]张謇，见本卷第272页注327。

　　[15]潘复（1883—1936），字馨航。山东济宁人。曾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总长，交通总长等职。1927年6月20日起任安国军政府内阁总理兼交通总长。

　　[16]曹锟兄弟，指直系首领曹锟及其弟直隶省长曹锐、师长曹瑛等。

　　[17]交通系、政学系、研究系，见本卷第287页注17、18、第73页注20。

　　[18]安福系，见本卷第124页注⑥。

　　[19]段祺瑞政府、许世英，见本卷第40、43页注③、22。

　　[20]虞洽卿，见本卷第47页注62。

　　[21]国民革命军，见本卷第64页注18。

　　[22]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3]袁世凯，见本卷第323页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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