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战争中的教育|瞿秋白

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论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

　　现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一切战线上都开展着剧烈的阶级斗争，教育系统里也是同样的情形。不但如此，而且在列宁小学的教员中间，甚至在教育干部中间，我们可以看见比其他方面更多的动摇，可以发见好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从学校一直到机关，都比较的松懈，没有充分的阶级警觉性，没有坚定的布尔塞维克的监督。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智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问题是在于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监督必须加强，阶级警觉性必须提高。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如果稍微削弱这个阶级的领导，稍微削弱工农的民主专政，那么，一些地主富农的分子就会利用我们的教育系统来进行他们的“阶级工作”，破坏苏维埃的教育制度，传布反动的复古的思想，甚至于公开的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的进攻苏维埃革命的时候，苏区里面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必然要乘机活动，企图要做白军的内应的。白军的进逼苏区，在他们是很好的“复仇”的机会——他们没有放弃恢复剥削制度梦想的——他们正在竭力破坏苏维埃政府的收集粮食、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的中心政策。在白军占领的筠门岭和广昌，地主富农做向导，同着白军来屠杀和奸淫掳掠，夺回土地……这是极残酷的阶级战争。苏维埃的教育机关必须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加强广大民众的参战潮流，首先就要肃清自己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彻底的坚决的开展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凡是不忠实于苏维埃的分子，贪污的、消极的、怠工的、破坏苏维埃教育制度的，都要肃清出去，不让一个“白军奸细”暗藏在教育机关和学校里！当然，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智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然而在这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我们教育系统的全部，是否有充分的阶级警觉性呢？是否有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呢？可惜得很，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阶级战斗极端尖锐化的当儿，那些利用教育机关的松懈，利用经常的监督和检查的缺乏，而混在学校里、教育部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消极分子，立刻就显露出他们的本相来：

　　敌人进逼筠门岭的时候，当地的县教育部长张文辉就表示动摇，县教育部以下的工作人员反水的反水，逃跑的逃跑。最后，到筠门岭已经失去之后，省教育部要调张文辉到省，他就卷了一批谷票反水走了。而城市区和罗塘区的教育部长，也反水逃跑不知去向。

　　广昌县教育部副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

　　江西的乐安、万太、宜黄教育干部叛变反水的有好些，都是区教育部的部长、科长。福建宁化县教育部副部长包庇地主已经逮捕；代英县的教育部文书反水，长汀边区有两个教员反水。

　　甚至中心区域的汀州市，也发觉了五六个小学教员参加反革命活动，而逮捕了。会昌城的一个区教育部长有反革命嫌疑，已经扣留。瑞京[1]的黄柏区，有一个小学教员写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的标语。西江庄埠区的教育部长故意把“国民经济部”写成“国民党经济部……”，把“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布告”写成“工农检察委员会的罪状”。

　　这些现象证明我们教育系统的松懈，没有充分的阶级警觉性。是不是可以事前发觉他们的动摇和叛变的企图呢？没有疑问，是可以的。例如杨殷县的事实：杨殷黄圩区教育部部长企图反水，被国家保卫局扣留，副部长王祥发在工作上一贯的消极怠工，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时候，就表现十足的官僚主义，敷衍了事的态度，当时就在会议上批评了他，在屡次的斗争之中，他始终不肯承认错误，已经因此撤职。然而黄圩区的区苏粮食部长最近忽然“信任”了他，派他去放哨，他就拖枪反水跑走了。接着，这个粮食部长也反水了。这里，使我们要格外注意叛徒的互相包庇。杨殷县的小学教员反水的有十一个人，而事前杨殷县的教育部就没有警觉的考察过。直到最近，县教育部才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消极”，而开始检举的工作，立刻就又发见了黄圩区、武索区、茶元区，还有三四个教员有可疑的行迹和态度——假使再迟缓些时候，这些分子又可以反水逃跑了。

　　这里，顺便的要说，凡是不忠实的分子，必然企图欺骗苏维埃政府，而暗中进行反革命的工作。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例如：西江县城中的北郊小学有一个教员在教三民主义的教科书；当中央苏维埃剧团经过这地方发见三民主义书籍的时候，他还指使学生藏匿。然而我们苏维埃的儿童是不听他的指使的！反而是西江的县教育部两次写信辩明这教员不是富农，并不教授三民主义。而事实呢？西江查田运动[2]开始之后，就发觉了他是富农而不是中农的。当然，他这种人向来就在学生中间散布些“革命无希望”的悲观思想和谣言，事后都被揭出来了。为什么早不警觉呢？

　　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谁在教育方面脱离了阶级路线，他就一定要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同阶级敌人妥协，放任阶级敌人的活动，也就是客观上帮助白军的奸细。因此，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检举运动，肃清教育机关里的坏蛋和阶级异己分子，必须有最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自然，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智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然而，第一，小学教员或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自然科学之类），可以叫他们担任；而教育机关的领导工作，却决不容许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来把持。第二，真正有智识的分子，我们需要；而并没有什么智识的地主富农，根本就不应当容许他们混进教育机关和学校，最近几个月的检查，恰好发见了相反的事实：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地主富农冒充中农富农，而在充当区的教育部长或是教育科长；更多的是不问有无智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智识的富农地主！

　　关于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智识分子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记住列宁的话：

　　没有给教育的人，智识分子，专门家的一种劝告和领导性的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个稍微懂点事的工人和农民，都很明白这一点；我们的智识分子不能够埋怨工农方面的注意和同志式的尊敬的不充分。然而劝告和领导性的指示是一件事，而组织实际的监督和估计却又是一件事……所以没有“民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的帮助和领导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行的。[3]（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民众的实际组织者的领导作用”和经常的监督和检查。我们文化建设会议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反对“吃智识分子”主义（参看《斗争》二十六期洛甫同志的文章[4]），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反对那种脱离阶级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乱用地主富农，不问他有无智识，也不实行组织群众的监督，甚至完全忽视最近的检举运动，让地主富农和叛徒混进教育的领导机关。

　　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像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教育系统里暗藏的反动分子——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走狗，正在乘机活动。我们必须给他们迎头痛击，必须肃清他们。打仗的时候，难道可以容留一个敌人的奸细在我们的营垒里吗！？不能够，绝对不能够！

　　教育系统的检举，首先就要着重的指出阶级路线的重要性。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这是我们的教育路线。谁在教育工作上对于这种路线消极、怠工、暗中破坏或是阻碍，他就客观上帮助了白军，帮助了地主富农。经常而切实的检查工作，以及突然的“轻骑队式的袭击”，在这次检举运动之中，应当可以暴露那些埋伏在教育系统之中的阶级敌人，或是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

　　在阶级路线的标准之下，我们不但要检查是否乱用和容忍不忠实的无智识的地主富农，而且要检举在教育政策上表示消极，故意曲解，一贯怠工的分子，“不但检举他们的成分，特别要注意从政治上检举”（共产党中央五月十二日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因为消极怠工动摇悲观的分子，即使不是地主富农，也是他们的走狗。而最主要的，是要检查一切教育文化机关和团体，在这“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的突击运动之中，是否努力动员自己的力量，开展自己的工作，来积极推动广大群众的参加战争的潮流。

　　而检举运动，应当是伟大的群众的运动，不但教育部本身要严密的检查工作和干部的政治态度，仔细的考察各种学校的教员的工作和表现，而且要有计划发动群众来参加和帮助这个工作。要在这次检举运动之中，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要养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要建立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基础。每一乡的贫农团、工会支部、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儿童团，以及学生家长联席会议，都要活跃起来，检举一切反动分子和怠工分子，也就要检举教育系统之中的这种坏蛋，每一次群众会议，每一次少共轻骑队的袭击，每一次工农检举委员会的通信员出发，教育部方面都应给他们具体的任务，向他们指出自己的检举问题，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自然，共产青年团的协助要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

　　这是革命战争之中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拼活，而是拼死”的战争。教育是这战争的一种武器。我们不要让这种武器在任何一个小地方，落到了阶级敌人——白军奸细的手里！

　　原载1934年6月2日《斗争》（苏区）第62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瑞京，即江西瑞金，当时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2]见本卷第662页注①。

　　[3]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洛甫（张闻天）：《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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