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瞿秋白

我对于错误的认识

　　我对于错误的认识(1)（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最近两三个月，我在《斗争》上发表了一些短评。这些短评里——自然不只在这些短评里——暴露了我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经过中央的指示，经过《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的两次讨论，经过同志们的纠正，我才认识了我的错误。在我最初写给《斗争》的那封信（《我的错误》）里，我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其实反而加深了错误。为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为着党的路线而斗争，我是应当把我现在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写出来，而请求中央和同志们的指示的。

　　我的那些短评，以及其他的文章，虽然没有有系统的叙述我个人对于革命形势的总观点，但是这些意见，不会没有整个的观点做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意见有一个有系统的整个的立场。这立场是不是和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相同呢？不，不相同的。这是个机会主义的立场。

　　中央的决议说：“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和残酷的阶级决战。在这次‘围剿’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是更加加强了，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和组织，新的‘围剿’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最凶恶的步骤。它同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及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系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就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就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次‘围剿’的粉碎，将要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胜利将要更加扩大和联络各个苏区，取得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将要根本打破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来完成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而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武力冲突成为必不可免的前途。”

　　这里两种道路（殖民地化的和苏维埃的）和两个政权（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阶级意义，反帝国主义的意义，消灭民族危机，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经济总崩溃，而开辟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的意义，都极清楚的，极明显的说明了，而且极清楚的，极明显的指出了这个斗争剧烈和残酷的现在形势，以及它的发展的前途。

　　而在我的那些短评里，却没有用这种立场做基础的。例如中央的决议，指出“军阀混战的爆发虽是暂时阻滞着，然而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国民党正在“团结反革命的各派军阀，一致向苏维埃和红军进攻”。这里，我显然没有真正了解两个政权对立与军阀内部矛盾的相对关系，虽然我的文章里，也有些“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主要矛盾”等等字样，然而那只是字面而已。而且，我在《庐山会议的大阴谋》那篇短评里，认为国民党只有封锁——所谓“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这也是极大的错误。国民党的封锁，当然是进攻苏区的一种政策，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唯一的政策，而只是武力进攻的总政策里的辅助政策。而在殖民地化中国的总计划里，封锁政策更加只占着次等的地位（我的这种错误，当然不仅只表现在《庐山会议的大阴谋》那一篇里，在其他文章里也有的。其他的错误也是一样。读者可以参观四十九至五十二期《斗争》。这种错误，暴露着我对于两个政权对立的阶级内容没有真正的了解，对于两个政权对立的剧烈程度估量得太低）。

　　再则，例如中央决议说：“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与组织，新的‘围剿’是不可能的。”而我在几篇关于外债问题等的评论里（例如《反帝大会——反对外债的问题》），都没有了解到这一点。虽然一般的也说到帝国主义帮助屠杀和“围剿”，但是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帝国主义的作用的加强”。而且，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现在在更加疯狂的准备和进攻苏维埃红军“在重新训练自己的军官，在调遣新的大批的军队”——这应当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借款和资本的进攻，和白色恐怖的残酷，和武断的欺骗宣传等等，联系着来估量。这也是我当时所没有真正了解的。

　　中央的决议说：“决定中国革命形势的增长的三个主要的因素和柱石，是更扩大与尖锐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支流是极猛烈增长着”。“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一个急剧的转变的关头。”

　　这是中央对于革命形势的正确估量。而我在以前的立场上——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是没有看见这个“转变关头”的意义的。自然，对于革命形势之中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就不会有正确的估量。

　　例如中央的决议说：“苏区是扩大与巩固了，全国红军有一倍左右的数量上的增加，红军的战斗力大大的提高了，苏维埃政权是更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对于全国民众的影响是更加扩大了，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我们党的工作也有了进步，党的政治影响极大的开展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及本身的组织力量是增加了。”而我在短评之中却说：“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的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虽然下文接着说明白军的不能够“荡平”是因为白军兵士和一般民众之中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然而这问题的提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而且即使单说“物质上的力量”，也是抹杀红军战斗力的大大提高，等于诬蔑红军。这其实是一般的——不但在军事上物质上——对于革命力量，对于阶级力量的估量太低。同时，我的评论里，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没有正确的明白的估量，尤其是在一些外债问题、混战问题、经济问题上，都没有指出敌人力量的削弱，没有指出统治阶级的困难是崩溃中的困难，是死亡中的困难。因此，从我的评论里，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阶级力量的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剧烈的崩溃……将要随着我们的新的胜利与工作的改善而更加加速。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中央决议）

　　再则，中央的决议并不是不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参观决议的第二条下半）。中央说：“所有这些弱点就妨害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和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正因为我们的弱点和困难是生长中的，胜利中的，萌发中的困难，所以，我们有着一切可能来克服这些弱点和困难，而向着胜利前进。而我呢？在《我的错误》那封信里，以及在第一次讨论中央决议的时候，我想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就说：——我是对于革命的军事物质力量估量太低，而对于革命的政治力量（兵士和民众之中的党及苏维埃影响）估量得过高了。这又是加深了错误。难道现在要对政治力量估量得低些吗？！事实上，正因为红军力量的大大加强，党和苏维埃政治影响的扩大——这是丝毫也不应当减低估量的——所以，“蒋介石不能不暂时改变积极进攻为城防的政策，而在新的基础上，调遣新的军队，组成新的力量，以较长期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中央决议）。而照我短评里的论调来说，却是：“因为革命影响很大了，白军兵士都不肯去打红军了，所以白军军阀不敢再开兵队去打，而只能用封锁政策了。”既然这样，那么，后来我又承认党的政治影响还没有这样大，我就势必至于要承认白军不但敢去打，而且可以在两三个月内“荡平”红军了。这是替悲观主义做开路先锋。中央同志说我从“左”的错误到右的错误，这是的确不错的。

　　我以前是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恐惧着革命方面的困难和弱点，而用空洞的夸张来自己安慰自己，自欺欺人，后来，在这同样的立场上，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假使我不在中央指导之中纠正我的错误的根本观点——那么，势必至于要认为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都很小，而红军的“物质上的力量又比白军差四五倍”，结论当然是革命一定失败，五次“围剿”不能够冲破了。中央同志说我的错误在基本上是和罗明路线①相同的，我分析自己的错误观点之后，诚恳的接受这个批评，而要为着纠正这种错误而斗争。

　　我以前的错误是不看见“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根本上是对于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不过带着些“左”倾词句的假面具罢了。我在中央的指导之下，揭破自己的这个假面具，觉得非常之痛快！

　　此外，我的模糊阶级观念的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帮口”问题的见解，否认国民党有理论，至少是否认三民主义对于群众的麻醉性……等等，也都和我的机会主义的立场联系着的。我必须努力的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立场而斗争。

　　最后，我要说：假使不是中央的指示，假使不是两次讨论和同志们的批评，我也许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自己的错误。我固然很久很久没有能够看中央的决议、文件、材料、机关报等等，然而我的错误的根本原因决不在这里。当我还没有了解自己的错误立场的时候，我还是用“不知道许多材料、事实和消息”来辩解自己的错误，等待别人的解释。这其实是机会主义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揭发和批评。这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历史上是常常遇见的：机会主义者总会等待、掩饰，总要企图反攻党的路线。我现在既然知道了自己错误的本质，我诚恳的接受中央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指示。我认为必须继续开展这个斗争，对我有严格的批评。

　　这种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在各地党部，在各方面的问题上——必定能够帮助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巩固、统一、加强。这种斗争和完成党的伟大任务，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以至于取得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分离的。

　　我希望《斗争》上给我更深刻的批评！

　　一九三三．九．二七

　　原载1933年10月15日《斗争》（油印）第56期

　　署名：康

　　注释

　　[1]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1925年入党。1933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赣省委报告》，认为在福建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党的政策应当与根据地巩固地区不同。这种意见被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认为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随后，在党内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1)1933年6月至8月，瞿秋白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斗争》（油印）上以狄康为笔名，发表多篇主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同年9月22日，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作出一个所谓《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名批判瞿秋白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被迫写了此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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