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瞿秋白

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

　　（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

　　《红色中华》[1]报（从第一号起到七十二号——中间缺少十四号到三十几号）的确能够反映中央苏区的各方面的生活，并且产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这里，我们看见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虽然还是非常不够），我们看见工农群众的热烈斗争的各种运动，看见土地分配问题、司法和肃反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反富农和反投机商的斗争的开展和种种进步。最主要的是：《红色中华》一般的说来，的确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报。在赞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这个报虽然还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自己的任务，然而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这里，我们只说一说《红色中华》的几点缺点：

　　第一，《红色中华》在最后二十几期已经声明改组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党的中央局和全国总工会的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却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第二，“自我批评”在这报上也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而且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通信，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再则，“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读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

　　第三，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这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担任日报的任务。因此，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不论是战线上的新闻，还是春耕或秋耕运动的进展，或是退还公债的运动等等），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而现在的《红色中华》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自然，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有些消息是应当秘密的，但是，这不过为着作战的利益。同样为着作战的利益，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军事方面是这样（常登载地图等），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以为消息和新闻的编辑方法是应当改良的。

　　第四，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应当加强，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有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例如对于婚姻问题，对于红军士兵和家属通信的问题，以上的答复就太机械，不能够针对着群众之中一些人的怀疑，而作有力的解释。再则，我想对于好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军士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我们以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第一是特约通信（现在已经有一点，然而看来是偶然的外来的投稿，不是《红色中华》自己去组织的），这可以用报馆特派记者到各个重要战线、各个重要的区域，但是这还不是工农兵通信运动的本身。第二是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信（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

　　第六，除《红色中华》之外，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

　　因为没有可能致细的研究这许多期的《红色中华》报，所以我只能够写出这一些感想，希望这对于《红色中华》能够有点帮助。

　　原载1933年8月7日《斗争》（油印）第50期

　　署名：狄康

　　注释

　　[1]《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1934年的一段时间，曾任该报主编。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曾出油印版。1937年1月29日改名《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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